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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禄:原始创新是高新区引领发展的动力

经过25年的发展,国家高新区的数量已达156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也达到17家。国家自创区、高新区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行军、排头兵、领头雁,书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故事。

国家高新区到底拥有怎样的动力可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又有怎样的魔力能够吸引一批批创业者在这里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又是怎样的机制使其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先行军、排头兵和领头雁?未来国家高新区又将如何发展?围绕一系列问题,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多年从事高新区发展研究的资深专家——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

创新是高新区发展的永恒主题

记者:你多年从事高新区发展研究,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王德禄: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开启了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的大潮,我决定“下海”,并在我国第一个国家高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创办了长城所。彼时,我认为,知识分子只有在经济上独立,才能有思考的独立,这是我“下海”的直接原因。同时,迎接新技术革命的到来和寻求知行合一也是两个重要原因。

自1992年决定“下海”创业以来,我先后经历了新技术革命、知识经济和社交化三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三次伟大历史变革的核心动力都是创业。其中,新技术革命时期是知识分子“下海”创业;知识经济时代是留学生回国创业;社交化时代则是大众创业,在中国涌现出伟大的、改变世界的创业者。

长城所与国家高新区的发展历程几乎完全吻合。从中关村的“二次创业”到一区多园,再到全国寻找“独角兽”,长城所见证和参与了国家高新区不断完善“创意—创业—创新”的内生增长机制,积极探索“创业—孵化—集群”内生增长路径的发展创新脉络。

记者:经过25年发展,国家高新区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了引领作用,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一面旗帜和主要战略力量。 那么,国家高新区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

王德禄:1988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实施旨在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的指导性计划——火炬计划。火炬计划的实施,使得创业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全国尤其在国家高新区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也正是由于火炬计划的实施和中关村的成功示范,中国才诞生了156家国家高新区;也正是由于火炬计划的实施,风险投资从种子资金到上市投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资本链条。

25年来,国家高新区一直在探索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落实“四位一体”的战略定位,完成创建世界一流园区和创新型园区的战略目标等。这些都要求国家高新区必须探索内生发展机制和路径。内生发展的关键在于几大关键词:创业—孵化—集群,体现了新经济的三大定律,而创意—创业—创新则体现了自主创新的三大规律。同时,内生发展也需要工作模式的创新。因此,国家高新区要把握产业规律,抢占世界高技术产业制高点。

国家高新区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我认为,重点在于很好地把握了三个层面。一是企业层面,即针对创业企业、高成长企业和大企业的创新发展,采用迥异的发展策略和促进手段;二是产业层面,分别从专业园、产业联盟、业态创新和设施管理等崭新的纬度来形成集聚产业集群;三是机制创新层面,不断提高政府、高校科研院所、中介组织等要素供给方的要素配置效率,同时不断推进新型产学研、政府采购和中介服务体系的发展。

创业是高新区成长不竭动力

记者:国家高新区坚持以人为本,持续优化创新环境与氛围,持续集聚创新要素与主体,持续提升创新效率与能力,在全国率先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国家高新区形成这种创新创业集聚的优势是什么?

王德禄: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高速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充分动员的活力经济,而活力经济就是创业。现在非洲和亚洲很多国家都想发展经济,想学中国。学什么?就应该学创业,学经济的动员方式。

中关村之所以能够快速崛起,而且成为全球新经济的创新创业高地,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关村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上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策源地。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人的解放、思想的解放一直是核心,同时这场运动也渗透了新经济的内容。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的“下海”创业,成为中关村能够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记者:25年来,国家高新区诞生了多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成果。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的状态下,高新区应把握怎样的机遇?

王德禄: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家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新业态、社交化、创新全球化是我们当前应该抓住的时代机遇。

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下,政府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提出建设众创空间。短短几年时间,中国的创业企业呈现爆发成长态势,国内不断涌现出独角兽企业。

“独角兽”的概念,最初由种子轮基金Cowboy Ventures的创始人Aileen Lee于2013年提出,指那些具有发展速度快、稀少、是投资者追求目标等属性的创业企业。其标准是创业10年左右,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其中,估值超过100亿美元的企业被称为“超级独角兽”。

今年年初,科技部火炬中心、长城所联合发布的《2016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已出现了130家独角兽企业,其中中关村达到65家。出现的“独角兽”越多,就说明我国将会在更多领域走向世界的引领位置,希望国家高新区出现更多“独角兽”。

原始创新和洞见力是未来方向

记者:近几年,国家高新区建设取得长足发展,与世界一流园区相比,我国高新区处于怎样的位置?

王德禄:2006年6月,北京、上海、深圳、西安、武汉、成都等6个国家高新区主要负责人相聚西安,共同签署“创建世界一流园区”的创新宣言。

同年,长城所发布的《中关村与世界一流园区基准与目标比较分析》,认为中关村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科技园区,增长速度处于世界一流园区领先水平,并在产业结构、经济形态、创业模式等方面最接近美国硅谷地区。

此后,随着2009年中关村被批准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的创新高地作用与辐射能力逐渐匹配。正如美国硅谷地区的全球连接更多的是辐射作用,中关村的辐射作用也是中关村创造世界一流园区、知识经济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前段时间,长城所开展的全球高新区调查显示,世界前十大高新区,中国占据七席。中关村、武汉东湖、深圳、成都等高新区都名列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各行业的深度融合,开放创新、平台创新、跨界创新成为新的创新方式,这些都在国家高新区中得到了最好体现。同时,国家高新区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真正把发展模式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通过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形成了内生增长机制,成为融入全球创新合作的重要平台。

记者:未来,国家高新区的发展应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王德禄:美国硅谷地区发展的最重要动力,来自创业者的“质疑权威”、“不同凡想”和“改变世界”的创新思想。美国硅谷地区大多数创业企业是基于爱好而非金钱驱动,创业者追求的是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苹果公司的理念不是卖硬件装置,而是改变世界使用技术的方式;谷歌的理念是要收集和整理全世界的信息,使之更容易搜索,这也是谷歌致力于将全世界图书电子化的原因。在成功之前,创业者可能会经历多次的尝试、失败,通过不断“试错”对想法进行打磨,是通向成功的必经过程。

未来30年最重要的就是思想。中关村和美国硅谷地区的差别在于原创想法少。中关村具有原创想法的创业者几乎全都是来自美国硅谷地区。

在美国硅谷地区,孵化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帮助创业者培养洞见能力,美国硅谷认为洞见能力才是创新创业的核心。我认为,洞见能力也是中国崛起的内在动力。越是全球化,越是不确定,洞见越重要,人的综合性思维也就越重要。

此外,美国硅谷地区是世界创业者的乐园,这些创业者来自世界各地。而中关村吸引的海外创业者大部分是我国留学生。未来,应打造更加完善的创新创业环境,吸引世界各地创业者到中关村,甚至到全国各地进行创业孵化。

如今,中关村已经成为我国创新的尖峰,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在中关村出现了原创新兴产业。这表明中国的创新已经从原来跟随式的创新模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主创新阶段。原创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路径——业态创新,将是我国未来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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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冷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