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在急速的国际化过程中，也存在如教育的商业化和商品化、国外低品质“学位加工厂”涌现、国内人才流失、本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等问题。———香港教育学院院长张炳良

　　只是部分重点大学提高了国际化程度，不等于整个高等教育实现了国际化。———天文学家叶永烜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国际教育市场日益开放，新一轮的高等教育国际化浪潮席卷世界。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潮流中，中国的大学怎样才能不迷失方向？18日在香港城市大学举行的“大学国际化校长论坛”上，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特区41所大学的校长们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高筑围墙，还是拆除樊篱？

　　教育的国际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必然的趋势，开放的世界也使这个时代的青年拥有比前辈更广阔的视野和更高的知识需求。

　　“封闭于一国一地的教育，已经不能满足当代学子的需求，他们希望通过跨国界、跨文化的求学经历获得国际视野。大学要培养真正一流的国际人才，就必须步入国际化的快车道。”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施建军说。

　　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是国家和大学的利益所在。“澳大利亚在2006年的教育输出，对国民收入的贡献超过了羊毛加小麦的出口总额，而且带动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提高了澳大利亚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冯惠玲指出，“教育市场的竞争逐步从国内延伸到国际。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加强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可以提高本国教育水准，加速本国教育现代化进程。”

　　来自台湾的叶永烜认为，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现，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他说，讲外语是国际化的重要环节，但能讲英文并不能等同于具有国际观。只是部分重点大学提高了国际化程度，不等于整个高等教育实现了国际化。

　　拥抱机遇，能否应对挑战？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一个科技、教育、文化和学习无国界的全球化时代向我们走来。大学有了更多跨国、跨民族、跨文化交流、合作和竞争的机会，教育资源在流动和重组中放大了功能，学生有了更多的全球就业机会，国际化使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但是，国际化也给大学发展带来了一些隐忧。香港教育学院院长张炳良说，在急速的国际化过程中，也存在如教育的商业化和商品化、国外低品质“学位加工厂”涌现、国内人才流失、本土文化受到严重冲击等问题。

　　“过去十多年，我们满怀豪情地争经费、争人才、争硬件，现在回头一看，一些校园里的人已经静不下心来好好读书、想问题了，他们正在失去其最根本的东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在现代化和国际化的潮流中，大学发展必须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社会关注下，如何保持自身的安静。”

　　高等教育国际化，冲击着中国大学现行的办学体制、评价机制、管理模式及价值取向。冯惠玲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教育资源进出不均衡、不对等。与传统办学观念和习惯的冲突，与世界一流大学学科的差距，在英语主导态势中语言的劣势，以及各种教育资源的不足，都使中国的大学在国际化进程中必须付出更多努力。

　　选择趋同，还是选择立异？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摆在中国大学面前———如何处理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是单向地向世界先进大学靠拢，还是同时努力用自己的教育理念丰富世界先进大学的内涵？是一味地遵循国际统一规则，还是同时注重保持自身特色？

　　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使各国高等教育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而现有的大学评价体系，以排行榜的方式在世界上树立了“好大学”的标准。

　　“各国大学都自觉不自觉地用相同指标体系衡量自己的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发了办学模式的趋同倾向。”冯惠玲说。

　　“国际化不能等同于欧美化。”张炳良强调，大学在国际化的同时，必须保持本土化特色，在世界高等教育体系中彰显优势，赢得应有的地位。

　　“一味趋同不可能在竞争中取胜。高等教育只有坚持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民众，才能真正赢得世界的认同。”冯惠玲说，“现有大学评价体系有其合理性和价值。但是，我们不能完全被这些规则牵着走，不能放弃中国大学的使命和特色，不能淡漠本民族的文化和语言。”

　　———————■新闻延伸———————

　　欧洲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政策及新趋向

　　1997年，欧洲学术合作协会与瑞典高等教育管理局通过研究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发现，国际化政策与主流的高等教育政策存在着结构性的关系。近年来，欧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心已从单纯关注学生的流动，扩展到课程与人员的开发、质量保证、ICT的运用、教育与国际研究间的紧密联系、建立国际性的协会等各个方面。国际化也日趋成为制度层面的一个具有战略性的问题，并且是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维度。在全球高等教育市场，国际竞争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

　　1999年的波洛尼亚宣言试图通过增强欧洲高等教育结构与学位制度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来增加欧洲人的就业率和欧洲高等教育的吸引力及竞争力。继宣言之后，欧洲高等教育依旧存在的问题是是否实行制度的融合以及以何种方式融合。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政策的重点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反应。各国都引进了双元的学位制度，使制度变得更加灵活和多样。

　　德国在1998年引进了学士—硕士制度，与其国内现存的制度并行。在此影响下，德国开发了几百门用英语教学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试图通过这些课程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以及渴望缩减学业时间的本国学生。与此相应的举措是，1999年成立了德国认证委员会来保证新课程的质量。本科和研究生课程数量的快速发展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两种制度的比较。

　　荷兰于2000年宣布了以学士—硕士制度代替现行的一元学位制度，吸引国外学生的意图非常明显，并且期待它能在灵活性以及为终身学习服务方面提供更好的机会，缩短学生拿到学位的时间。同时，荷兰还建立了认证体系，作为现行质量保证的补充，并且试行了新资助计划以吸引更多的国外学生。

　　挪威在教育改革的提议中也提出要跟上德国、荷兰的变革步伐，在新计划中也要吸引更多的外国学生。有趣的是，这个国家把自己国内的很大一部分学生送到国外去读书。也许这种长期的对外流动将被更多的短期流动所代替。

　　高等教育体系和机构间的国际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欧洲特别强调与美国的高等教育进行比较，原因之一是欧洲失去了十年前留学生教育的领先地位，而美国高等教育则在欧洲的学生和学者间广受欢迎。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是学生到国外留学的三个首选国家，它们是跨国教育的最主要的提供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