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闻出版署在全国就科普图书的出版状况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出版界对科普的重视有所加强，图书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成绩较为突出。例如，由吴国盛编著、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科学的历程》，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由朱丽兰主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纪之交：与高科技专家对话》，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由朱光亚等编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科学技术博览丛书》获得第三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这些优秀科普图书在普及科学知识，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启迪人们的科学思维方法，增强科学意识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既然有这么多获国家级大奖的好书，为什么读者就是不买账，知音难觅呢？

　　时下企业流行这么一句话，叫“做市场”，其实就是为产品培育买家，打开销路。看来，产销要对路，关键在一个“做”字。比如某新产品的“优惠大酬宾”、“形象大使”，甚至“义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真是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司空见惯的许多消费品都是这么“做”出来的。

　　科普作品的内容质量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市场营销、把握潮流、媒体互促等，同样不可忽视，科普图书不“做”也没有市场。

　　这里不能不提到湖南科技出版社的《时间简史》，该书从选题策划到后期的营销，最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与“做市场”不无关系。首先在选题方面，该社充分意识到史蒂芬•霍金教授的传奇生平对读者的感召力，遂果断决定将其著作引进出版。而在后期的营销过程中，该社有意识地加大宣传力度，借该书出版次年并已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反响的有利时机，联合《读书》杂志召开了《第一推动丛书》研讨会，并邀请我国出版界、科技界、文化界的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和领导，以及包括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人民日报社等几十家新闻单位在内的记者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各大媒体进行了大量的、连续的报道，一时间，掀起了一股阅读《时间简史》的热潮。事后，河北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韩建民非常感慨：“科普编辑不但要策划选题，而且要策划市场。”

　　“原以为这只是一次纯学术活动，没想到会引起公众如此热烈的关注”。这是记者在今年8月采访盛况空前的国际数学家大会时，听到与会数学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那时，让人感觉最专业、最理性的数学科学竟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多年未见的热潮。人们在这股热潮的裹挟下，为霍金、纳什的报告排起百米长队；书店里，霍金的《时间简史》已经售罄，需预定才可得见，描写纳什的《美丽心灵》特别畅销，就连科技书籍也一时“洛阳纸贵”。据介绍，王府井书店那两个月里，科普类书籍的销售量达到了2.7万册，销售额超过53万元，比暑假前增长了近50％。科普读物每天的销售额都超过万元，最高的一天达到了1.7万元左右。西单图书大厦不仅专门设了霍金著作专架，其销售量也成大幅攀升之势。虽然喧嚣的背后不一定是真正的繁荣，但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仍有可圈可点之处。

　　据农工民主党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中学生了解科普的渠道主要来源于电视和报刊，科普读物屈居第三位；而75.9％的父母认为，“孩子只有在完成了文化知识学习的条件下，才能学习科普知识”。这一方面说明科普图书市场远未成熟，公众对科普读物的热情不高，缺少看科普图书的欲望；另外，人们将科普放在应试教育之后，预示科普教育观念亟须改变，市场有待培育。

　　的确，科普图书不同于一般的图书，文学作品情节复杂，紧张刺激，可以使人产生快感，让人爱不释手；科技图书能使人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或迅速致富，或迅速掌握、提高技术水平。而科普图书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在信息化社会中，人们需要学习的新知识、新技术越来越多，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图书，非常理性而实用的读者，很难有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选购并认真阅读看似对个人价值并不很大的科普图书。社会上的一些盲目浮躁现象也使人们冷落了科普图书。这一切是否都需要我们在科普图书这个市场中努力去“做”。

　　科普图书的出版工作要想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必须作为一个系统工程统筹考虑，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同时，政府应通过各种渠道，大张旗鼓地宣传科普图书的作用，宣扬科技文化知识的作用，并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鼓励、促进公众阅读科普图书，激励人们学习科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