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斯丹凝教务长。

　　话题很快转到此次获奖上。交谈中得知，斯丹凝博士一直担任大连市的科技顾问，是市政府聘用的第一个官方外国顾问，主要工作是协助市长和科技管理部门规划大连的未来发展。由于他多年来在提高大连科技竞争力、城市孵化器建设和发展软件产业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大连市向其颁发了“星火友谊奖”，他也因此获得了辽宁省提名，参加角逐2006年度的中国“国家友谊奖”，并最终从700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50名获奖者之一。

　　说起来，斯丹凝博士和大连还是很有缘分的。早在1981年，他首次访问中国时，就曾应邀在大连讲学，并参与了大连中美管理训练中心的筹建工作。那时到过中国的西方人还很少，当时他对中国究竟有何看法，引起了记者的浓厚兴趣。

　　斯丹凝博士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刚刚确立，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中国的主要目标。由于中国和美国几十年来相互缺乏信任，存在很深的误解，中美关系很不正常。他一直觉得，西方国家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中国，对西方来说，中国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斯丹凝博士说，他相信自己可以发挥两方面的作用，其一是帮助美国人和西方其他国家的人更好地了解中国，从历史、传统和文化等角度理解和看待中国；其二是将新的知识带给中国，让中国知道更多外部世界发生的事情。他当时就认为，中美两国有许多共同利益，中国建设性地、积极正面地参与国际事务对整个世界非常重要，如果中国不能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世界的未来就无法走向和平与互信。因此，让中国政府迅速了解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让管理部门弄清中国和西方间的社会发展差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于这一想法，他第一次来华讲学时，讲授的内容以国际科技交流与技术转让为主。

　　此后，斯丹凝博士便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他还在麻省理工学院任助理教授时，就发表文章论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成为最早涉及这个领域的美国学者之一。

　　1987年，当美国政府和工业界还在专注来自日本的竞争威胁时，他已经开始研究和谈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并出版专著介绍上海半导体工业的发展状况。前国家科委主任宋健曾称他是“美国年轻一代中最优秀的中国问题专家”。上世纪80年代，斯丹凝博士先后在世界银行、联合国、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以及美国国会的技术评估办公室任职，研究和分析科学技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同时开展针对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国际科技事务教育。值得一提的是，斯丹凝博士不仅积极投身于中美两国间的科技交流，而且还为中韩两国官员间的首次非正式会晤牵线搭桥，促成了韩国电子工业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

　　斯丹凝博士在如何开拓中国市场方面有深刻见解，其观点经常被西方和中国媒体所引用，他也因此成为跨国公司竞相聘用的顾问，曾先后为摩托罗拉公司、福特汽车公司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就经济和商务环境问题提供咨询。

　　令人深感敬佩的是，不论中美关系如何起伏变化，斯丹凝博士始终对华友好，痴心不改。1989年，当两国关系步入低潮时，他坚持于当年7月、9月和11月三次来华，继续为跨国公司工作，始终看好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力劝外国公司不要撤走资金。后来，他还成立了中国咨询顾问公司，为外国的中小企业在华开展业务提供各类帮助。

　　斯丹凝博士的中文水平相当高，能够用普通话与人自由交流，语言上的这一优势使他比一般西方人更容易了解中国，更易获得第一手信息。谈起自己学习中文的经历，斯丹凝博士一脸的自豪，时光随即被拉回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当时，对于一个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学生来说，来自中国的革命口号那样吸引人，人人平等的新型社会的提法使年轻的斯丹凝将中国视为梦中的理想国度。于是，他开始选修与中国相关的课程，关注有关中国的报道。他的一位授课教授当时提醒他，若要深入研究中国，必须先学会中文。起先他听后只是笑笑，因为那时的同学大部分打算将来做医生、律师或工程师，学中文显然远离主流，但后来斯丹凝还是义无反顾地学起了中文，并从中感受到了无穷的乐趣。刚开始，为了尽快提高听说能力，他还特意去中餐馆找人交谈，可是当时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大部分来自广东，由于搞不清地方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同，当他发现自己说出来的普通话对方听不懂，而别人讲的粤语自己也不明白时，一度还非常沮丧。后来他有机会去了台湾，并在那里呆了2个半月，中文才突飞猛进。中文能力的提高不但成就了他以后的事业，即便在当时也对他顺利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台湾高科技的发展》帮助甚大。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丹凝博士始终关心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他认为，中国有能力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但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经济模式需要从资源型转变为知识型，转变为有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构建和谐社会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要统筹兼顾；教育改革应关注创新文化的建设问题，人口问题的处理要将社会老龄化、医疗保健和福利政策等纳入进去一并考虑等。他坚定地表示，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是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