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到底可以发生和改变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五星红旗下的资本主义居然可以如此美丽？！

　　香港回归十年，让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奇迹。

　　“一国两制”使一面五星红旗和谐了两个从一开始就彼此对立仇视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这是一种多么奇妙的感受啊？自从10年前的“7·1”之后，朝胜有意无意地就喜欢到香港的街上走走。从广州起身到香港的闹市区，只是个把小时的空儿。不买也不卖，就是为了感受那种奇妙。瞧瞧：游子回归的，又和而不同的；血脉相连的，又咫尺天涯的；形似一家的，又神游万里的；同族同德的，又殊途异梦的；期待融合的，又固守体制的……在香港每一寸土地，每一次呼吸，每一回对话，每一缕神思，无不渗透着这种世间独一无二的奇妙。久而久之，朝胜对香港居然有着一面镜子的感觉，看香港却又反射了自己，在香港的折射之中来看内地的发展变化，倒也兴味盎然。

　　香港回归，是中华民族与大英帝国持续了一百年的战争。当这场战争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时，战场上没有战火硝烟和刀光剑影，有的是灯红酒绿和歌舞升平。也没有烈士俘虏，而是将对手礼送出境……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战争“解救”的殖民地人民，回归之前就没有“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的渴望，回归时也没有“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激动。反倒是能移民的就移民了，不便移民的就办好外国的护照，就算留下的也心怀警惕拭目以待。他们习惯了做“女王的臣民”，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还是心存芥蒂。回归不久，这就是朝胜在香港人的眼睛与神态中读出的内容。

　　何止香港居民，就连国际社会也发出善意或恶意的提问：五星红旗下的香港还有繁荣吗？还有自由吗？还有法制吗？还有发展吗？

　　恰恰，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爆发了，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无一幸免，至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更加是被金融风暴摧枯拉朽。香港本应在劫难逃，可是中央政府与港英政府不同的是，你繁荣时期我不干预，你危难之际，决不坐视！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之下，志在必胜的索罗斯惨败于香港，“夹着尾巴逃跑了”。港人在惊出一身大汗之后，突然感到了祖国母亲的涵义！走在香港的大街上，港人眼里善意渐生。

　　后来，在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席卷全球之时，香港因为受诸多限制，发展速度有所放慢。温总理访港，用香港人的话说又送了一个“大礼包”：让香港与内地签订了“更紧密合作协议”简称“CEPA”。内地的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与人才资源，内地的市场、土地、劳动力，与香港“更加紧密”的结合，“试看天下谁能敌？”紧接着，进一步开放内地群众赴港旅游。几千万内地游客赴港，按照人均5000元的消费，香港想不繁荣都不行。如今，内地游客走在大街上，香港的店员都往店里“拉”。您找人问个路，他热情地恨不能给您领过去。手足同胞、血浓于水，溢于言表。

　　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言，“香港同胞不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实现了香港的发展，也为祖国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香港作为世界市场、金融中心、自由贸易、会展之都、海运物流……等等“硬件”不说，朝胜感到香港回归之后，对内地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比如，让朝胜感到奇怪的是，在内地许多地方想方设法也难克服的“随地吐痰”毛病，一旦踏上了香港土地，自然而然地就没有了。可以理解法制社会的震慑威力，也可以理解对香港土地的珍爱。仅此一条，善莫大焉。

　　说老实话，对香港十几年前的影视文化作品，实在不敢恭维。多是迎合小市民的小趣味、小闹腾、小聪明、小把戏……演员看来看去就那几个，搞笑搞来搞去就那几句。万没有想到今天就在号称文化底蕴如何如何的大陆导演们，忙着去拍“无聊”、“冶艳”、“满城尽戴”等所谓的商业片时，香港的电影却开始进军世界。从思想到动作，从策划到主题，处处弘扬中华文化和东方道德。那几个当年看不上眼的小演员，居然修炼成了无可争议的国际巨星。十年，到底可以发生和改变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还有不必讳言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在首届特首董建华的任期，香港就开始了政治改革。为此，朝胜还有感而发写了一篇《高官问责与末位淘汰》。可惜被编辑“枪毙”了。现录下几段———

　　2002年7月1日，香港特区的董特首在香港特区政府中正式实行“高官问责制”。有评论认为，高官问责制的实施，是香港回归以来政治体制最重大的改革。何谓“高官问责”？说白了，就是把高层领导的“铁饭碗”换成“泥饭碗”。依照“基本法”，香港的公务员队伍是保持稳定和中立的。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平稳地接收了原港英政府的18万公务员队伍，首届特区政府的5年运行证明，这支队伍还是较优秀的。但是，在人们称道的廉洁高效之下，却也暴露了不少问题。如回归不久新机场的大混乱、香港房屋工程贪污及偷工减料案、为拉动就业而推行基建工程的牛车速度等……高官问责制就是对症施治。

　　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队伍“严守政治中立”，基本上是“终身制”、和“常任制”。政务官出身的高官自然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了。对不起，改革就是从最铁的饭碗开刀。首先将16个局合并为11个局。接着，将3位司长和11位局长共14位高官从“终身制”和“常任制”的公务员队伍中剔除。14位高官全部采取聘任制，聘期为5年，但不超逾提名他们的行政长官的任期。行政长官有需要时可以终止他们的合约。高官问责制解决了以往“权大责小”甚至“有权无责”的官场弊端。同时，也为特区政府简拔高层政治人才开辟了新路。由此想到了我们的“末位淘汰”。“末位淘汰”几乎是个“死亡游戏”，经过考评，最后的那位淘汰下岗。

　　有了这样的政治体制，才有民众真正的权利和自由。难怪，曾荫权在竞选特首时反复向选民保证“我能打好这份工”，在他的特首日志中，常常可见“战战兢兢”的字样。以为民众打工的心态“战战兢兢”地做特首，对我们的领导干部难道没有可镜鉴之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