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可无忠。不是要老百姓忠于国家，而是要国家忠于百姓

    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一位北京朋友来电话，说打算写一篇关于“忠诚教育”的文章。于是，我们在电话里讨论了起来，从官员的贪腐说到信仰的背叛，从利益的驱动说到追求的异化，从个人的修养说到社会的监督，从道德的力量说到约束的机制……最后的结论是“忠诚”难写，当今的许多问题好像怎一个“忠”字了得？朋友不打算写了，朝胜却似有骨鲠在喉，不得不吐。

　　中国的文字有“惜墨如金”之说，常常几个字便可以涵盖无穷。如关于道德的论述和思想体系，仅仅是“忠孝仁义礼智信”几个字就贯穿了几千年。更加奇怪的是在不同的历史年代里，同样的一个字竟然会产生群体迥异的认识，于是就带来了大相径庭的社会实践。最典型的莫过于这个“忠”字。

　　我在电话里和朋友说，“忠”字难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离我们年代并不久远的“文革”，把这个字泛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让我们至今提起都不知是何滋味。十亿人的中国，家家都有“忠”字台，天天都要肃立于台前“早请示晚汇报”，唱忠字歌跳忠字舞。在伟大统帅一人之下，由副统帅率全国人民披肝沥胆表忠心，誓死捍卫献忠情。“三忠于四无限”，忠不忠看行动。然而，在这个字下面却是大兴冤狱草菅人命，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国民经济面临崩溃，道德沦丧文明尽失，举国疯狂举世震惊。今天回头看看是后怕、是愚昧、是羞耻、是滑稽、是梦魇、是魔怔、是浩劫、是教训……反正多年之后一见那个“忠”字，就有头皮发麻的感觉。

　　然而，国家不可无忠。不是要老百姓忠于国家，而是要国家忠于百姓！人民不存在忠不忠的问题，人民利益是国家的最高利益，国家机器一旦对人民的忠诚发生问题，那么就是国家机器异化的开始。这是共产党的理论。所以，忠诚教育的对象不是人民，而是执政党和国家公务人员。

　　荀子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这是“忠”的标准。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连问三次，孔子表示沉默。孔子问学生子贡：“你知道我为什么沉默吗？”子贡回答：“子从父命，孝矣；臣从君命，贞矣；夫子有奚对焉。”孔子闻言便骂：“小人哉，赐不识也！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这个“争”字通“诤”。对国家做“诤臣”，对父母做“诤子”，对同事做“诤友”。这才是“忠”字的大义，而非盲目崇拜服从的愚昧。回想“文革”鼎盛之际，有忠无诤，国无诤臣，世无诤言，灾莫大焉！

　　其实，今天有的崇拜服从并非愚昧，而是一种鬼蜮伎俩。看看贪官落马之前，几乎都是前恭后倨，对百姓哼哼哈哈，对领导唯唯诺诺，他们永远都是争宠的“佞臣”，决不会做死谏的“诤臣”。严格地说，“忠臣”首先必须是“诤臣”。荀子曰：“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从道不从君，为了国家社稷“武死战，文死谏”。让君主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而不认为是“杂音”，对君主的错误做法随时提出批评，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对统治者实施“监督”，这样才是大忠。

　　忠，不可避免地要承担牺牲。忠臣常常牺牲于君主的剑下，据有的专家统计，古往今来不杀忠臣的君主只有成吉思汗一人。所以，要忠就不能怕死。“虞舜、孝己孝而亲不爱，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颜渊知而穷于世。”“忠而见死”几成惯例，从剖心的比干抉眼的子胥，到精忠报国的岳飞。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还是孟子说得痛快：“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一报还一报，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不仁就莫怪我不义！忠，不能没有条件。贵为君主者，要想培养忠臣，就得从自己抓起。

　　当然，忠诚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所推崇的从业原则和个人品德。工厂要忠于用户，不造假冒伪劣产品；经商要忠于信誉，坚持童叟无欺诚信；建设要忠于质量，时刻牢记百年大计；务农要忠于自然，春华秋实不违农时。做人之忠表现为“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言必信，行必果；黄金千两，不如一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头上三尺有神明，不做暗室亏心事……

　　商品社会，物竟天择,适者生存。果真无情无义，非得强食弱肉？竞争发展，忠诚何在？韩非子在《五蠹》中说过:“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大争无争，竞争的最高境界，不是气力与资源，不是智谋与心机，而是道德与忠诚。

　　细细评点而今的成败得失，好像都与“忠”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