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感觉

　　苏贤贵：卡逊专门写了一本小书《神奇的感觉》，记叙她领着年幼的外甥在缅因的海边树林度过的无数快乐时光，并以此论述自然的神奇感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她说，“我真诚地相信，对于儿童，或对于想指导儿童的家长来说，‘认识’的重要性连‘感受’的一半都不到。

　　如果事实是日后产生出知识和智慧的种子，那么情绪和感官的印象就是种子成长所必需的肥沃土壤。儿童的早期岁月就是为这土壤做准备的时期。一旦唤起了情感———一种对美的感觉，对新的未知事物的兴奋感，一种同情、惋惜、赞叹或热爱的感情，我们就会希望去获得那引起我们情绪反应的事物的知识。”

　　卡逊并不认为这种对自然的惊奇感只是儿童才需要，相反，她对于成年人失去这种感受能力感到悲哀，她写道：“不幸的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我们达到成年之前，那种对于美丽的、激发人敬畏的事物的清晰想像和本能就变得黯淡了，甚至是消失殆尽了。倘若我能够影响那传说中主持孩子起名仪式的好仙女，我会请求她给世上每个孩子一份礼物，那就是一种终身都不可摧毁的惊奇感，作为一副永不失效的解毒剂，来克服以后岁月的枯燥和祛魅，对人工制造物的乏味的迷恋，以及同我们力量源泉的异化。”

　　有意思的是，卡逊这里所用的“祛魅”一词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俗化，即科学祛除了自然的神秘，使得人可以“客观”地看待自然，但在卡逊看来，它是和枯燥和异化联系在一起的。而卡逊把保持对自然的惊奇感或敬畏感提高到克服人类异化的高度。

　　由此可见，在卡逊看来，“感觉”应该是统领科学认识的更根本能力，对自然的惊异感也高于对自然作科学的分析。所以我认为，卡逊的环境意识首先来自于她自己作为一位女性文学家对于自然的感受，她的科学训练为她提供了论证，使她的立论更具说服力。因此，我们看到，环境的思想决不是仅仅靠科学的发展就能产生的。

　　田松：“感觉”应该是统领科学认识的更根本能力，对自然的惊异感也高于对自然作科学的分析。说得真好！我想，卡逊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思想遗产，还需要我们认真地消化和吸收。

　　卡逊何以“反科学”

　　刘华杰：“把保持对自然的惊奇感或敬畏感提高到克服人类异化的高度”，这是很好的说法。声称“我不怕”、试图飞向宇宙深处的人类，并不能最终挣脱大地的“引力”，被科学技术的物质和精神武装起来的人类有了坚强的翅膀，但与大自然的力量比起来，永远脆弱得很，虽然在局部上人类已经不把自然放在眼里。人类与他所生活的自然环境和谐相处之时，他的本质才不被外在化。回到大地，于是就成了克服异化的一种具体行动。人在大地上，有敬畏之情，但也有安全之感。

　　如果对科学和宗教作稍宽泛的理解，我们生活在科学与宗教混杂的时代，我们的观念也同时含有上述两种成分，无神论者、唯科学主义者甚至也不例外。

　　我听说，卡逊出版《寂静的春天》时也受到过非议，认为她不是环境问题或者其书中所涉及之问题的专家，即有人对她的资格提出过质疑。是这样吗？有没有人说她搞的是伪科学、反科学？

　　苏贤贵：说她搞伪科学的还没有看到，但是说她反科学的多得很。质疑她资格是最普遍的。

　　刘兵：历史总是在不断地重演！

　　苏贤贵：卡逊今天被欢呼为现代环境运动的先驱，但是当《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6月开始在《纽约客》（NewYorker）连载之后，她却遭受了极大的压力。

　　最主要的压力是来自化学药品公司，他们起初把卡逊对杀虫剂的批评看成是公关处理中的小漏洞；后来他们花费巨资发动对卡逊的攻击，甚至威胁要起诉出版商霍顿·米夫林公司，以阻止书的出版。他们怀疑她的科学资格，因为卡逊没有博士学位。他们指责她是一位狂热的自然崇拜者、神秘主义者。有人说她反人类，认为禁止杀虫剂会带来饥荒、疾病。还有人嘲笑她未婚的身份，认为她歇斯底里，甚至说她是一位老处女，用不着担心遗传的问题。

　　另一个压力来自政府的农业部门，它们负责虫害控制，追求粮食的高产，习惯于方便和高效的管理。还有一个压力来自一些学院派科学家，他们挑剔卡逊的研究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比如有医学研究认为少剂量的DDT摄入对人体的害处没有卡逊说的那么大。许多人接受不了卡逊对于人类控制自然这个信条的批评，认为她是情绪化的、反科学的。

　　在对卡逊的批评中，来自科学界的指责是最冠冕堂皇，也是最有杀伤力的。但是在当代社会处境中，代表科学一方的科学家自己不都是无私利的。在卡逊的例子中，涉及的科学争论已不同于传统上科学内部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争论，比如爱因斯坦和玻尔的争论，而更是一种涉及利益的争论。企业界的科学家要代表企业的利益，受企业资助的学院派科学家也要考虑获得资金的渠道，即使那些和企业无关的科学家，也要捍卫自己专业的名誉。因此，在同样一堆材料和证据中，他们可以挑选对他们的结论有利的来使用。所以，他们联合起来对卡逊的攻击完全可以作社会学的解释。

　　其次，许多人指责卡逊反科学，其实是因为卡逊批评了他们关于科学的一些信条，比如认为科学是客观的研究，科学总是造福于人类的，科学的问题要靠科学自身来解决，还有相信自然界的存在是为人类服务的等等。这样一来，“反科学”往往只是反对了某些科学家（或非科学家）所持有的一些“科学主义”的价值观念罢了。

　　对卡逊批评的逻辑，我们今天在其他一些和科学技术有关的伦理问题的争论中也经常看到，比如当公众质疑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时，就有所谓的专家，或非专家出来说公众的担心或恐慌是出于对科学的无知，抗议转基因技术在农业上应用的绿色和平组织是反科学等等。他们的理由和当年质疑卡逊的那些人是一样的。

　　刘华杰：40多年过去了，在今天的中国，也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攻击汪永晨等环保人士。汪确实不是科学家，但她有资格讲述她的理解和信念，并为之辩护。她既不反科学，也不反人类。她只是在为可持续发展观寻求一种辩护和实施办法。

　　（苏贤贵：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田松：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刘兵：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