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我能打开局面是因为我愿意与人交流

　　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是周六的上午十点。那是一个雪天，纷飞的雪花如精灵般在空中旋舞，轻盈地覆盖在屋顶上、树梢上、便道上。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大楼里静悄悄的，推开他办公室的门，就见他正埋头在满桌子的书籍和资料之中。因为东西多，屋子里显得狭窄，他办公桌边窗台上，他女儿在照片中正对他笑得阳光灿烂。

　　他抬起头来看见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看我正在赶一份申请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材料。”“您忙您的，我可以等。”我对他说。

　　第一次采访倪允琪研究员是在2001年，因为公益类科研院所机构改革的事。那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是科技部所选定的四个改革试点之一，而倪允琪是当时的气科院院长。不久他就从院长的位置上退下来，担任国家“973”项目《我国重大天气灾害形成机理和预测理论研究》的首席科学家。倪允琪是个有作为的院长，中国气科院在他在任的五年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他却不是我心目中的科学家，我心目中的科学家是那种特立独行的，思想总翱翔在一个神秘的常人难以理解的世界。而倪允琪在我的印象中却是一个很善于与人沟通的，很懂人情世故的一个人。

　　1996年倪允琪走马上任，从南大大气科学系的系主任而调任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院长。到北京后见到老同学，老同学惊讶地对他说：“你来做什么？你一没有带钱，二没有带人，孤身一个人到这里你能做什么？”事实上倪允琪接手的确实不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地方，只要看一看工作环境就能想象那时候的堂堂的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的状态：建于1953年的筒子楼又破又旧，走在黑黑的楼道中，你甚至辨不清迎面的来人；而窄窄的楼道还充塞着书柜资料等杂物，走不好你就撞到了什么东西上。已经习惯了这个环境的科学家们守在自己的那一方陋室中，如同处于一个个孤岛上，各自做着自己的研究。那个时候，整个气科院人心涣散，甚至有人问：气科院还能存在多久？

　　一没有带钱二没有带人，倪允琪还真在短短的时间内让死水一潭的气科院变成了奔腾的河流。他遇到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大的机遇是全面拉开帷幕的公益类科研院所的改革。“院所改革开会的时候，200多个院所长坐在那里，农科院、钢铁总院等等，都是几千人的大院所，那时有谁会注意到只有几百号人的气科院？”但小小的气科院很快就以它翔实具体的改革方案和坚实的改革步伐而成为这次酝酿已久而又举步维艰的改革的领头羊。率先并卓有成效的改革不仅打破了气科院死水一潭的沉闷局面，也为它赢得了支持的经费。不久，通过改革重新整合而焕发了活力的气科院中标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倪允琪没带来钱，但他搞到了钱。

　　在这个下雪天，在这栋经过装修早已焕然一新的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大楼倪允琪的挤塞的办公室，我和他对面坐着交谈，他把他到北京后成功地打开局面归功于他愿意与别人交流，从而得到局党组和科技部的全力支持：“比如我现在与你交谈，并没有任

　　何功利目的，我不愿意你写我，因为怕会带来一些麻烦。但我愿意你了解我的想法。”

　　的确，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能缓解固执、消除偏见，它能使许多事情变得容易而愉快。但我知道他的成功绝非只是善于与人交流。我曾看过他做的改革方案，那里面没有花架子，却细致到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那是一份心血，厚厚的可以出一本专著！他是把一个科学家的严谨和公正用到了改革中，用到了他院长的工作中。

　　说到公正，还有一个小故事：国家气象局给气科院分了20多套房子，允许院里有1／10自己调控的权力。于是院的领导班子决定把20多套房子按排队序列分配，而把其中一套破格分给一位在青藏高原、南极和北极等艰苦环境长期工作过的同志。房子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于是那位原排在最后一位的同志感觉着“不公平”，便来找倪允琪论理。在双方争执中，很少冲动的倪允琪居然在一计猛拍桌子的动作中击破了桌上的玻璃板，鲜血从手掌上汩汩流出。后来排在最后一位的同志也分到了房子，倪允琪也为他当时的发火向他当面表示歉意。谈到这件事时倪允琪对我说；破格分配的那位同志同我个人没有一点儿关系，我之所以认为他必须分到这套房子，是因为他在南极北极这些可能有生命危险的环境中工作了很多年，为气科院做了许多事。分给他房子，是我院长的职责，也是我们应该倡导的真正公正原则。

　　在花花绿绿的世界，他有安顿心灵的安静所在

　　他感觉到的快乐是什么呢？

　　这是我在同倪允琪熟悉以后，在心里问过自己的一个问题。

　　“您周六周日都不休息吗？”“不休息。”“那么晚上你一般工作到什么时候？”“现在比较早了，比做院长的时候事情少了。”他很认真地回答。“比较早是什么时候？5点？6点？”“那没有。一般是晚上十点以后离开办公室，有时也1、2点。”“半夜1、2点？”“是。”

　　调京后单位分给他的一个建筑面积60多平米的两居室。这个只经过极简单装修的只有几件简单家具的家处处给人这样一个信息：这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的地方。事实上也真是。主人也就是晚上回来睡睡觉。“有时也感觉孤独，不过回来的时候已经很累了，一回来也就睡觉了。”他回答我的提问时说。“来京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把家搬过来？”“她要照顾她的母亲。她母亲年龄很大了，不愿意离开老家。”他迟疑了一下：“当时还有一点儿原因，来这里做院长马上要面临改革，知道会很忙，也怕会有一些麻烦，比如有人会找到家里来什么的。一个人来更放得开手脚，也省得影响家里。”

　　他的家离单位不过500米。在做首席科学家之后，除了去做野外实验，或者参加一些会议，他长年累月的生活就在这两点一线之间：那拥挤的办公室和他冷冰冰的家。

　　人们早已不崇尚苦行僧的生活，这花花绿绿的世界充满了太多的诱惑。但是，在太多的诱惑面前人心中充满难以把持的浮躁的时候，在匆匆忙忙的物质追求中人们感觉迷失的时候，对于有自己信念的重心、能安顿好自己的心灵的人，人们是会尊重的。

　　“工作能满足您的所有需求吗？”我问他，“比如说，您在做院长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为自己要一套大房子，好好装修一下，为自己营建一个舒适的家？”

　　“咦，我要是要了大房子，我做院长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我还能理直气壮地给人家拍桌子吗？我在南京的那个家房子也有60多平米，两下合起来面积也达标了。也许我这辈子也住不上100多平方的大房子，也许哪一天会把南京那所房子处理一下，两下调到一起，就有大房子了。不过我对这个真是不太在意。要说装修什么的，真是不太在意。”

　　“我不太理解59岁的现象。”他有些困惑地说。然后摆了摆手，很果断地说，“他们肯定是没有事做。”

　　在倪允琪的电脑前，当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介绍他的课题组的科学家们的一个个成果―――那在我看来像天书一样的各种气象图像时，我突然明白了他感觉到的快乐是什么。“2001年8月5日至10日，上海淹了。那个暴雨之前没有预测出来。”他调给我看8月5日那一天在上海上空的卫星云图。“你再看我们的这一张云图，它的分辨率远比我们目前业务使用的要高。”不错，这是一张更具体更清晰的云图，根据它，可以很清楚地观测到哪一块云下将会有暴雨发生。它汇集了那一天几方面的资料，不仅根据卫星云图，还根据地面观测站给出的状态，根据雷达观测的资料，根据探空气球、风廓线仪的观测数据。他又给我看了其它一些图片资料，“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第五课题组研究的‘三维变分同化系统’。”他说：“如果同第六课题组研究的‘中尺度暴雨模式’联结起来，就可以形成中尺度暴雨的数值预报系统。但是这两个系统联结起来却有些困难，因为两个系统的出口和进口不一样。这就是目前我正在思考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在组织上的弊病。按照目前这样在大课题下东一块西一块个体户式的做法，个人可以出文章，却不利于项目的整合和最终形成生产力。”

　　倪允琪现在正在做的是使他的“973”项目最终形成一整套适用与暴雨监测的遥感应用软件和暴雨预报的模式系统，能够直接应用于气象业务系统。而这是项目目标中原没有的。因为“973”课题原本就是应用基础理论研究。“我认为，如果换一种组织模式，许多大的应用基础研究课题是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的。以个体户或小作坊的形式开展国家级大型项目研究，形成不了项目的整体成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求和真正解决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倪允琪以一份报告“组建依托于国家973项目的新型开放实验室实施方案和今后设想”把他作为“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以来所感受和所思考的问题呈报给有关部门，他自己身体力行，组织人力和财力率先建立了开放实验室以实现他的把理论研究成果向生产力转化的目标。而要把他整个课题的一块块理论研究成果整合成一个个应用于业务系统的软件包，需要的不仅是科学研究的能力，他所自诩的“愿意与人交流”在这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他很忙，他“有事情做”，以至于他能把家只作为一个睡觉的旅馆。他完全投入进去了，在他的工作中他体验着，在我看来不甚完整而他却感觉完整的人生快乐。

　　一个人作用于社会和他人的，是他做事的结果

　　“在您的科学研究中，您享受的是过程还是结果？”我问他。

　　他想了一想，“我享受结果。”他直视着我的眼睛说。

　　这回答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享受结果。我琢磨着。除了那短暂的睡眠时间，科研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如果不能享受科学研究本身即科学研究的过程，而只是享受能获得的成果，那他的生活未免太枯燥了。因为比较起长长的过程，获得成果不过是时间中的一瞬。

　　他没有体会到我的沉吟。他进一部解释：“上大学的时候，有时候考试的成绩特别好。如果有许多人也都考得很好，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如果只要我自己考得特别好，我就会很高兴，自己出去吃一碗面条庆祝一下。”

　　那么他享受的不完全是结果，他享受的是一种出类拔萃的感觉。“1991年我从南大去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那里搞研究的条件很好，月薪2700多美金，而且我免税，在那个时候这收入应该是可以的。做了两年多，1993年底南大要我回去做大气科学系的系主任，说考虑了一些人选，最后认为非我莫属。一边是高薪和好的科研条件，一边是国家的召唤和学校对你的器重和信任，你说选择哪一边？我当然选择回来，这种信任就是一种荣誉。”

　　这是他的价值观念。“我现在自己只有两件事：女儿在加拿大读 MBA，每年要支付一笔学费，但我两次去美国挣的钱就完全够她用的了。”

　　在他的电脑上出现了一个晃动的绿色小人头，他说，这是女儿上网了，在地球的那一半招呼他上网聊天。说到女儿，他的眼睛中立即蓄满笑意，脸上露出慈爱的光辉，与他平时平淡的面孔大不一样：“她下午都会在网上等我。有时太忙了，我就不理她。聊天挺耽误时间的。”“女儿同您亲吗？”他笑了：“嗳，亲，女儿同我挺亲的。”

　　他是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后百业待兴的中国科技发展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现在在我国科学事业中起到中坚作用的中青年科学家，是他们的学生。倪允琪现在仍带着5个博士生，4个硕士生。我问他在闲暇时是否也看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书籍，他笑了，说：没有闲暇，哪有闲暇？年轻的时候倒也喜欢看看小说，但现在，有点时间就看学生的论文了。

　　在几天的观察中我感觉到，他做每一件事都十分投入和认真，力求做到最好。事实上我觉得他对待他的事业有些像在下一盘棋：每一项工作都是一颗棋子，认真地下每一部棋，享受最后赢棋的结果。但他其实也享受了下棋的过程。

　　我无缘听到他的家人和亲近的朋友怎么评价他。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多面体，而我看到的只是一面。但在采访他的这几天里我却领悟到一点：一个人可以享受他做事的过程，但他作用于社会和他人的，却是他做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