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未一睹她的真容，爽朗悦耳的笑声和富含节奏感的足音便从楼道飞来。她的步速很快，进门的一刹那，白大褂的下摆在她身后飘出一条虚实动静的曲线……
高国兰的语速更加飞快，神情专注，习惯了微笑的脸上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两只明显具有外科大夫特征的手在胸前不断变换动作，眼珠子来回转动……
就在那一刻，高国兰失去了平静的心情。人生的境地或许就在闪念之间全然不同，她辗转难眠。她这样说服了自己：出国的机会以后还会有，参加博士服务团可能就这一次……
一个外向的女人
还未一睹她的真容，爽朗悦耳的笑声和富含节奏感的足音便从楼道飞来。她的步速很快，进门的一刹那，白大褂的下摆在她身后飘出一条虚实动静的曲线。她身材适中，一头短而利落的黑发，脸上挂着一丝恬静、随和、能让人迅速消除距离感的微笑。
她迅速落座，脸上依旧挂着微笑，微笑中映着淡淡的歉意。她望着我们说：“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我刚刚下手术，吃完饭。”她说这话的时候，正好是下午两点半。这是南方的四月天，空气中飘着绵绵的雾气，窗外，看不到阳光。南方口音使得她说话有一种特殊的温婉，但飞快的语速和抑扬的笑声却给人以火辣辣的感觉。
江西省肿瘤医院的人说，高国兰凡急事不隔夜，在她的工作习惯中有一个名词叫“午夜会议”。
“一有特别紧急的事情，院长就会连夜开会，尤其是急诊病人会诊或有需要第二天办妥的事情。有一次是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睡梦中的医院党政领导和各科室主任被高院长的电话叫醒，顶着睡意去办公室开会。”院办公室主任温晓盨说。
“一台手术？几点开始的？”我问。
“三台。早上8点就开始了。”她翘起三根手指说。
“累吗？”
“不累，习惯了。我做手术喜欢连台做，这样病人等的时间短，我也能集中精力。”
“每周能做几台？”“平均都在6台左右吧。”
妇产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杨心凤说，科里80％以上的手术都是高院长亲自做，“因为病人大都是慕名而来的，要高院长给她做手术，尤其是在实行‘点名手术’以后。”“其实，就是病人不点，一些难度大的手术都是她亲自主刀。”
“你们打算写什么？写我？”她用右手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子。“我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写的。医院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不是我高国兰一个人的功劳。院里的每个人都应该上功劳簿的，没有他们的协作，我这个院长是当不好的。”似乎后半句还未落音，就被一阵笑声盖过。
“他们真的是心甘情愿地支持你吗？”
“我认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会让他们理解我，我会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随时改变自己的处境。这一点我是自信的。”笑声在她摊开的双手间荡漾过来，自信的样子写在风采依旧的脸上。
高国兰刚刚接过江西省肿瘤医院院长这把交椅，改革的力度便迅速让每一位员工感到了不同寻常的震撼。以“全员聘用，竞争上岗”为主要形式的人事制度改革，将他们推向了一个更安全又非常危险的地段：安全，只要你有足够能力和责任心，你完全可以尽情挥洒你的才华；危险，你的任何一次不负责任的行为都有可能成为你下一轮被淘汰出局的理由，这个周期只有两年。在经济利益上，“绩效工资”成了收入的主要部分，而它的多寡只在于你的业绩和医院的效益。于是，在他们眼里，医院的事情就是自己的事情。
“你当初怎么会选择学医，而且选择妇科？”
“这跟我的性格有关。我非常喜欢美好结果出现后的快感。而妇科，可以看到生命诞生的喜悦，也可以获得拯救别人生命成功后的痛快。在医科分类上，内科重分析，外科重结果，妇科属于外科，这正契合我这风风火火的性格。”
身为医生，身为院长
我的一句问话打断了她关于医院的讲解———说起医院，高国兰的语速更加飞快，神情专注，习惯了微笑的脸上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两只明显具有外科大夫特征的手在胸前不断变换动作，眼珠子来回转动，似乎在竭力提示我们“这很重要”。
“我对这个医院很有感情。真的。虽然在这里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我的事业是这里给我的。”说这话时，她的语调变得抑扬顿挫。
1999年7月，作为中央”博士服务团”成员，高国兰离开华西医科大学赴江西工作，任江西省肿瘤医院副院长，一年服务期满后，她的出色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让江西省下定决心将她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于2000年8月23日任命她为该院院长。
“我在华西医科大学的时候，一直从事妇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是副教授。1999年到了这里，才开始尝试医院管理，更重要的是，我在管理和临床方面逐渐找到了比较完美的结合点。就像我刚才说的，管理上我现在会把副院长、科主任的作用发挥到极致，这样我就有足够的时间去临床、去做外科大夫。”
“你现在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一半临床，一半行政。”
那是周五的早晨，我们赶到住院大楼时，高国兰正领着妇产科的大夫、护士，还有她的两个学生查房。她一边面带笑容地问病人的情况一边回头给她们讲解。不断嘱咐哪个病人需要好好开导，哪个病人需要特殊照顾……
“妇产科以前就一个60多岁的老大夫能手术，剩下就我们这帮缺乏临床经验的年轻人了，病人都不敢来。高院长来了以后，就手把手地教我们，领我们查房，每半月还讲一次业务课，我们感觉进步可快了。现在科里病人增加很多，病床都供不应求。”杨心凤说。
“她查房非常仔细，临床上的每一件事她都严格按照教学医院那一套来管理。对我们要求也很严，平时作业中的错别字她都会给我们改出来。她老说，做医生，业务一定要精，对病人一定要有爱心。”她带的两个江西医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说。
“你一开始就这么从容吗？”
“没有，没有。一开始我很紧张。因为对医院的管理我根本一窍不通，虽然上大学的时候当过学生干部，但是我想那肯定是两码事。所以，刚到医院，我的心理压力很大。怎么能把这个医院管好？我真的没谱。”
“只好现学。我就在报纸上看，有介绍医院先进经验的文章，就认真地读。同时也仔细琢磨一些新的思路。”她顿了顿说，“只能这样啊。当时的医院实在没有发展的希望了。机制死，大家都在吃‘大锅饭’，工作积极性很低；住院条件也差，没病人来。”
“现在情况已经好转，你们看了吗？我们医院的病房，一栋是新建的，一栋是改建的，都是宾馆式服务。病人也多了。”她的目光里蓄满了得意的神采。
我指着灰粉斑驳的办公室笑问：“这个好像与医院的风格不符吧？”
她笑得有些停不住了，“好多人都这么说。不要紧的，下一步就该建办公楼了。现在住院条件好，医院效益好，大家的收入比以前多多了。再过两年你们来看看，又变样了。”
效益很快显现了出来，两年来，职工工资年均分别增长3000元、4500元；医院收入从1998年的4700多万元增长到1亿300万元。
医院新盖了一栋住院楼，欧式风格，还有一栋原来的老楼也被改造成了欧式。干净，温馨。楼道里，彩灯、大红灯笼彰显着生活的情调；病房里，电视、厨房、卫生间、阳台一应俱全。这两栋楼和医技大楼、门诊楼、急诊楼等是联体的，楼与楼之间通过风格不同的回廊连接。高国兰说，南方雨多，这样病人在各楼之间办事不会被淋着。
这里的病人一住进病房，就会收到一篮水果和院长、科主任的名片。这个创意，高国兰说是她在上海的一家酒店学来的。“我那年开会去上海，一住进酒店，他们就送来一篮水果，里边还有经理的名片。我回来就把它‘引进’了。”
选择命运
“你在华西的时候，条件比这好多了吧？”
“那是。经济条件不一样吗。”
“那你没想过要回成都吗？你一辈子就扎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我肯定不会走了。我的事业在这里，这里也离不开我。”她的语气很深沉。
“以前很难吗？”
“难。最终在江西留下来，我经历了两次艰难的抉择。”
1999年6月，上帝走到高国兰的家门口，放下两份礼物，并且告诉她，只能选其一。一份是美国癌症研究中心出资邀请她前往深造的通知，一份是选派她参加中组部、团中央组织的为期一年的“博士服务团”的通知。
就在那一刻，高国兰失去了平静的心情。人生的境地或许就在闪念之间全然不同，她辗转难眠。后来她这样说服了自己：出国的机会以后还会有，参加博士服务团可能就这一次。她将出国的通知还给了上帝。
但一年之后，上帝又来了。这次让她在华西医科大学和江西之间选择。华西想留她，江西想挖她。高国兰有些不知所措，四川，有她年迈的父母，尚未成年的女儿，相濡以沫的丈夫，还有培育了她的母校；江西，省上、医院领导来四川做她的工作，医院的职工、病人给她打电话叫她“回来”，巨大的感情压力冲击着她，可是最终，她还是“回来”了。
“有人问我，这样选择是不是有意的？你怎么这么伟大？说实话，我当初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结果。我只认准了这一点，这里的人需要我，这里的事业需要我，他们能看到我的价值。所以我就来了，知识分子都很看重这种成就的。”
“当时，我在成都的时候，肿瘤医院的护士、大夫给我打电话说，‘高院长，你回来吧。’甚至曾接受过我的治疗的病人也打电话叫我‘回来’，每每握着话筒，我的眼泪就出来了。真的，那个时候，你会不由自主地激动。”她显得有些激动。
高国兰爱病人。是哪一年的事情，医院里的人们记不清楚了。他们说，那一天，医院里住进了一个小女孩，父母都是农民。父母说，别的医院都说治不好了，我只想知道女儿的真实病情。女孩得了脑部肿瘤，很厉害，当然需要很多钱。父母说，不用治了。高国兰知道，是因为他们没钱。她一有空就跟他们讲利害，说，病必须得治，没钱，我们想办法。高国兰带头捐款，接着在医院内部发了文件，希望职工伸出援助之手。不久，医院职工捐了1万多元。手术很快进行，高国兰亲自主刀。女孩康复出院的那天，父母拉着高国兰的手，老泪纵横，“您是我女儿的再生父母，是我们全家的恩人”。
高国兰类似的故事很多，医院里的人说讲不完。妇产科的墙上，挂着很多给她的锦旗。我在楼道里碰到一位老太太，她拉着我说：“我是慕名而来的。高院长是个好医生，是个好人。”这样的评价，对一个医生来说，应该足以欣慰。
为人妻母
“跟家里就这么分开了？”
“没办法。三口人三个地方。女儿上初中，在校寄宿，爱人在成都上班，我在南昌。”
“经常回家吗？”
“逢年过节的时候。现在好一点了，我把父母接过来了，女儿也在这边上学。”
“你会不会觉得欠了家人很多？”
她表情里即刻充满了歉疚，目光中掠过一层雾。“我也一直这么想，可是又没有办法，只能一点一点的补。”
“我们能见见您的女儿吗？”“想跟她聊？算了吧。她现在还在学校呢。”“你想她会怎么评价你？”
“她肯定会说我是个不称职的妈妈。”她淡淡地说。
我们在医院的门口等到了刚从学校回来的高国兰的女儿王儒雅。像她妈妈一样，小儒雅落落大方。“妈妈对我很关心，但她的工作太忙了，对我照顾较少。我上初一时生病需要做手术，手术快做完时，她才赶到医院。在病床前她哭得很伤心。还有一次，我的考试成绩不好，很不高兴。在电话中哭着埋怨妈妈，妈妈在电话那头边哭边安慰我。”
“能吃到妈妈做的饭吗？”
小儒雅摇摇头抿着嘴说：“很难，她没时间。”
“爱爸爸还是爱妈妈？”
“很少跟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和爸爸的感情自然更亲近些。刚来南昌时还和妈妈有点陌生，现在好多了。”
她其实很看重亲情，她一直尽量淡去我们涉及家人尤其是她丈夫的问题，她说千万不要让他们不高兴。我想是因为太忙，她有些歉疚于家人———她常常工作到很晚，别人开玩笑说，她24小时都可以办公。
尽管有太多的光环，她只是凡人。她有情调，爱说笑，爱唱歌，爱上网聊天；她很周到，作为院长，她会在职工的生日派人送去蛋糕，会给病人送去鲜花，就在我们从南昌回到北京的那天早晨，她打来电话问：“路上可好？”；她热情，你总能看见她脸上美好的微笑，听到她热烈而无所顾忌的笑声……
小资料
高国兰1962年生于四川泸州一个普通家庭。1979年考入华西医科大学，1984年毕业获得学士学位，留任校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工作。1991年考入华西医科大学妇科肿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1995年获得硕士学位，同年考入同专业，在附属医院院长彭芝兰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96年获得妇科肿瘤专业博士学位。1999年7月，作为中组部和团中央组织的“博士服务团”成员之一赴江西工作，任江西省肿瘤医院副院长。2000年8月任肿瘤医院院长。
2001年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第12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第十届“江西十大杰出青年”、十六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