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似乎搞反了，三四个政协委员围着我，一个媒体记者，说个不停。

　　闻大中委员苦笑，袁隆平没来，记者也不见了。这位中科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拉着我的手：“农业科研问题太大了，科技日报一定要呼吁呼吁。”

　　去年，也是在这样的场合，铁道大厦的这个地方，记者围得水泄不通。我还记得这样的场面：从会场到电梯口，袁隆平委员一路被围，逃离“虎口”时，他疲惫地捂住脸感叹“记者太多了”。

　　“疲惫的明星”告假了，今年，这里清静了。

　　“你看看这些天的报纸，有几篇反映农业界委员声音的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智远委员拍着手中的报纸，黄大昉委员在一旁点头。去年，他们曾为农业科研人员景况叫苦，为农业科研现状担忧。

　　方智远委员欣慰的是，重视农业科技的文字写进了中央1号文件，写进了总理的工作报告。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我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可是他仍不“满足”：“农业科研投入还不够，农业推广体系还不完善。有关部委应该组织农业专家好好规划规划。”

　　黄大昉委员去年随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去江苏、湖南、贵州等地调研。他将农业科研单位的境况比喻为“有钱养兵，无钱打仗”，而农业科研机构、技术推广机构和教育机构之间则是“各敲各的鼓，各唱各的戏”。

　　“怎么每次打电话都找不到您？”我问他。黄大昉委员笑着说：“我经常在地里呆着，你到哪里去找？农业科研人员一定要到基层推广和实地研究。袁隆平不也这样吗？办公室里种不出庄稼。”说完大笑。

　　而楼上经济界三个小组的讨论会场依旧“门庭若市”，各路记者挤在一起，在委员的谈论声中，捕捉着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