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医学专家的钟南山院士查看病房,竟然常常听不懂药名。如此匪夷所思的事情,缘于“一些药几天就改头换面,冠以新名”,或是“假冒新药、劣质药太多”。据他了解,仅罗红霉素,全国就有50多种。一种药的价钱从1元多到30多元,相差30倍。“这说明现在药品的审批和流通环节极为混乱”。
同样是宾馆的咖啡厅,同样是规定时间。3日上午,“两会明星”钟南山接受采访的方式个性依旧———不接受个人采访,集体提问,1个小时“实话实说”。
“看病吃药为什么这样难?”近10名记者的问题不约而同。
“农民最难。”在这里,“惭愧”是钟南山用得最多的词。“我们应该感到惭愧。在世界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的排名中,印度排第43位,我国排第188位,列倒数第4。两个发展水平相近的国家相差如此之大,这有什么道理?”他说,印度去年投入相当于156亿人民币资金专门帮助贫困人群就医看病,而目前我国城镇人口也只有33%%有医疗保证,9亿农民大军中8亿人口毫无医疗保证。
“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他的愿望是让所有穷人都能看上病,这个愿望实现起来还很难。”
“那平价医院的出现呢?”有人插问。
“平价医院初衷是以低价看病,低价的对立面是高价,可我们医院都是经过物价部门核准的。关键是老百姓少花点,政府多投点。”他认为,问题在于政府对医疗投入和资源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
城市普通居民难,难在社区医疗不到位。“全国人民上协和”成为描述老百姓迷信大医院的流行语,以致社区医院少人问津,难有作为;大医院,大病小病通通包揽。钟南山表示:“常见病、慢性病应该在社区解决。目前我们还完全没有建立双向转诊制。当然,我国城市社区也缺乏合格的全科医师。就我所知,广州社区医院60%%的医生都是中专以下文凭。”
成为“众矢之的”的医院其实也很难。钟南山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的体验:“以前,我看哮喘专科门诊,一个下午的营业额可以达到5万。后来我们逐步学习外国方法,对病人采取预防治疗,控制发作。药开少了,效果好了,病人高兴、家属高兴、我也高兴,医院却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收入锐减到1万,没有收入怎么活?”
在他看来,“现在许多大医院体制是‘国有民营’,虽然国家所有,但经营全要自己‘搞定’。结果,增加收入变成了‘硬道理’”。他建议,国家必须大力投入,让每个城市都有几家真正公益性的医院,让院长吃饱饭,不考虑创收,而是考虑预防。
“越少人来看病,说明这些公益性医院办得越好。”这是钟南山的基本价值取向。他认为,现在医院有两个错误导向,一是从预防为主变成治疗为主,二是从分工协作变成无序竞争。他举例说,广东全省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多达48家,“这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关键在于行政审批职能应该转移到权威医学机构”。
接近正午,人群渐渐散去,耐心回答完提问,钟南山正准备上楼。记者请他展望“十一五”期间疾病控制方面会有哪些突破。“我最希望的不是局部的突破,而是战略性的突破。让医疗走进社区,让每个人都看得起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