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3月4日电（记者  张显峰）　袁隆平委员实在没有想到，打开房门时，门外又是这张脸。

　　他无奈地说：“怎么又是你？”本报记者的“软磨硬泡”终于奏效，他探头看看没有别的记者，把我让进房间，迅速关上房门。

　　“想问什么？只给你三分钟时间。”

　　“听说您的第三期超级稻亩产已突破900公斤？”为了抓住他的“胃口”，问题只好投其所好。

　　“媒体的报道有些不严谨，目前还在攻关中，只是亩级，两三亩的试验田超过了亩产900公斤。”他走到办公桌前坐下，做好了认真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今年的目标是实现公顷级，就是15亩连片达到亩产900公斤，明年突破百亩级。”

　　他像讲自己孩子的故事一样开始从第一期超级稻谈起。“超级稻现在推广怎么样了？”我想节省点时间。“你听我给你讲嘛，要讲到的。”他用胳膊捣了捣我，示意要认真听。

　　“第一期超级稻去年推广了3000万亩，总共推广了8500多万亩。”他拿来纸笔简单演算了一下：“去年推广的面积占全国水稻种植面积的7.7%%。”

　　“第二期超级稻今年开始推广，大田产量能到亩产600多公斤，比杂交稻全国平均产量高近200公斤。按照年种植亿亩、每亩增产150公斤计算，每年可增产150亿公斤粮食，多养活3000多万人口。”任何时候，他都不忘算这笔大账。

　　也许，他认为自己已经用事实回答了中国人能养活自己，今年的“两会”上，他谢绝了所有记者的采访。几天来，一群群记者尾随着他的背影，一一无功而返。小组讨论时，他坐在紧贴墙角的位子上，认真地听着委员们的发言。他似乎也吸取了多年的“教训”，绝不在公共场合逗留片刻。“超级稻推广有难度吗？”我问。

　　“当然有。现在农业技术推广还存在一定问题。”他说，将来由专门的经营性机构来做这些事情，情况就会好的。

　　“第三期超级稻什么时候大面积推广？”

　　“2010年。国家给了我2000万元，我和总理立了‘军令状’。”他布满沧桑的脸上写上一丝欣喜：“我很有信心！”

　　“有没有可能提前实现？”

　　“不可轻言。”他说，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杂交稻都是采用常规手段，第三期运用了分子技术。“这好比跳高比赛，越往高处越难，必然要在技术路径上有新的突破。”

　　“去年‘两会’的时候有媒体担心谁来接袁隆平的班？”我问。他突然站起来，笑了笑，不置可否。

　　午饭时间，他出了宾馆，穿着黑色的风衣，戴上蓝色鸭舌帽和宽边眼镜，并特意把领子往上拉了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