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机场。今年3月9日下午，致力推广苹果树改型技术的北京市日川果树研究中心主任张显川，登上了北京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这是他应新疆自治区科技厅邀请去推广苹果树改型技术。几年来，北京、陕西、山东、河北、山西、甘肃的苹果园，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就是山东省聊城市聘请的众多科技特派员中的一位。

　　张显川受聘为聊城的科技特派员，有这样一个故事。2004年初，在聊城市刘玉兰副市长的陪同下，科技部农社司李增来等来聊城调研。在冠县田马园的一片果园，李增来抚摸着枝繁的果树问：“这树多少年了？”回答：“有20多年了。”李增来说：“这种树型太落后了。张显川多年潜心研究的苹果高光效树型改造技术，能使苹果产量高、品质好，价格能高好几倍。我给你们联系，把他请来。你们也可以去他的示范果园去看看。”刘玉兰当即表态：“成立一个科技特派员工作站，把需要的专家请来，市里坚决支持。”

　　大红的聘书，激发了农科人员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一年内，张显川12次来到田马园村，在他的联系下，日本的果树专家末勇武雄先生4次来田马园指导。为了使苹果高光效改型及综合配套技术得到快速推广，张显川还免费接收田马园5名农民技术员，到自己的果园学习苹果高光效树型改造技术。经过一年的努力，使苹果高光效树型改造这一创新性技术获得了成功。聊城市委书记郭兆信说：“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关键，是创新了多种不同类型的科技服务新模式,解决了科技人员下不去的问题,解决了农民的需求。”

　　几年来,各地科技特派员在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奉献精神，通过观念创新、技术创新、机制体制创新，构建着科技服务“三农”、为农民增收致富的新体制。

　　“赔了算我的”

　　葡萄，是新疆吐鲁番的传统特产。望着郁郁葱葱的葡萄沟，丰收在即的农民心里美滋滋的。可是，就在几年前,这里的葡萄到了收获的时候,农民就急忙往出卖，还卖不出好价钱。如今，新鲜葡萄一卖就是半年。

　　2003年，葡萄种植技术专家、吐鲁番市农业局副局长克依木作为科技特派员去了那里。看过之后，他对农民说：“你的葡萄要剪枝，这样种不行。”农民听了不大相信。

　　“按我说的去做，如果赔钱了，我赔给你。”他苦口婆心地只说服了几户农民。

　　就是这几户农民,在科特派的指导下使用葡萄套袋新技术。到了收获的季节,农民乐了，一盒能卖3元钱。没有采用新技术的葡萄,撮一簸箕只卖一元钱。

　　第二年,不用谁去说,全村都跟着科特派学了。当年,这个村的葡萄都卖了好价钱。

　　农民增收了,数着钞票忘不了“科特派”的功劳。他们卖一斤葡萄,给科特派一毛钱。结果,这一年老百姓给了他十几万。

　　葡萄保鲜是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个技术瓶颈。新鲜葡萄用汽车冷藏运输成本太高,只有解决保鲜问题,葡萄才能卖出好价钱。为此,克依木自筹资金建了冷库,通过预冷法可使葡萄保鲜一个星期。这样一来，汽车拉、火车运，都可以保证葡萄出了新疆还是新鲜的。

　　通过鲜食葡萄预冷外运克依木挣到了科技创业的“第一桶金”。小葡萄，大产业，他干上了瘾。

　　如果把葡萄贮藏保鲜到冬季，销售到外地，农户增收的潜力岂不更大？克依木又潜心研究无核白葡萄冬季贮存保鲜技术。通过该技术葡萄可保鲜5个月以上，好果率98％，同时保持口感、色泽不变，每吨葡萄售价从2000元蹿到6000元。

　　在他的示范下，农民都跟着兴建葡萄保鲜库。目前仅吐鲁番已建葡萄保鲜库43座，农户仅2005年直接获利达2400万元。

　　当地人亲切地说：“只要有克依木在，葡萄就不愁卖，他是我门的销售局长。”

　　现在,克依木已经有上千万元的资产。他辞去了副局长职务,办起了吐鲁番葡萄公司,使吐鲁番葡萄形成了当地的一大特色产业。新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对此很赞赏：“一个科特派，搞活一项大产业。”

　　科技特派员当上“CEO”

　　过去南平种茶，品种杂乱，卖不上好价钱。南平茶叶所的科技人员刘国英作了科技特派员后，潜心推广种茶技术，用两年时间提高了当地茶叶的产量和质量，技术覆盖了好几个县。

　　“科特派”把当地的资源与科技资源有效整合，筑好了巢，自然就引来了凤凰。香港一位企业家看中了南平的茶叶和刘国英的技术，主动找上门来投资几个亿，合作建茶叶加工厂，很快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岩茶”。现在这个品牌全国都有名了。“科特派”刘国英作为CEO，以自己的技术按10%入股，一夜之间，拥有千万元。

　　在农村又安了个“家”

　　“科技特派员机制的核心是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以法律形式约束行为，科研人员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心大大加强了。”克依木这几句切身的体会，道出了科特派制度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过去的农技人员搞技术推广、科技承包，经常被农民称为“甩手干部”，会说不会干，干完人就走，农民的收成好坏不再过问。

　　在传统的机制下，没有利益驱动和风险压力，造成农民与科技人员脱节，农民需要技术的“供”不上，技术人员掌握的技术“送”不下去。这样的制度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无法真正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

　　针对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现状，科技特派员制度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解决科技成果与农民结合问题，大力鼓励科技人员以资金入股、技术参股等形式开展有偿服务，允许科技人员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这一政策，改变了以往科技知识无偿服务的做法，形成了农业科技推广的投入回报机制。好比给知识之火浇上利益之油，在这个过程中科技人员实现了自身价值，释放了潜在的巨大能量，也激励着更多的科技人员投身于广阔的农村施展才干。

　　科技特派员制度改变了农业科研体制，改变了传统的农业推广体制。担当科技特派员后，许多科技人员深入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一下子就沉到了农民群众当中。

　　“有了自己的投入，建立了创业基地，组建了服务公司，也就是说在农村又安了个‘家’，有‘家’就能安心，有了‘家’就能脚踏实地的创业和服务。”宁夏平罗县科特派郭跃军这番话让人感触颇深。和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是科特派制度的突破点，这样一来，不仅农民增收、企业得利，特派员受益，最终实现“多赢”，而且形成了科特派创业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农”自己站了起来

　　各地政府围绕市场做文章，出台各种政策鼓励科技人员根扎在农村，把技术用在农村，把利益带给农民。浙江省委、省政府先后下发了《关于向欠发达乡镇派遣科技特派员的通知》、《关于全面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通知》，鼓励科技特派员以项目为抓手，以市场为导向，以技术入股、技术承包、租赁经营或直接投资等方式，组建农业龙头企业、专业技术协会等利益共同体。2005年，科技特派员牵头或入股兴办了农业科技企业107家，建立利益共同体126家，被农民群众誉为“永远不走的特派员”。

　　科技特派员制度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一些束缚，走出了一条市场经济的新路子。科技部刘燕华副部长认为，利益共同体的背后有更深刻的内涵。这个利益共同体体现了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科技特派员虽然有知识、有技术，但是和农民是平等的，因为和农民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是通过合同的方式来约束的。

　　农民变成“股东”，成为利益共同体的主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作用也就随着体现出来。许多科技特派员带着技术，带着资金，和农民一起干，使农民富起来了，科技人员也富起来了，许多农业的龙头企业也起来了。

　　“这些起来体现的是‘三农’本身有脊梁有骨气，‘三农’逐渐自己站了起来，而不是被扶起来的。”刘燕华一字一顿地强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