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教育史上屈指可数的教育家之一、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先生说，教育家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执著地热爱教育；二是潜心研究教育理论；三是勇于进行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四是能够提出独到的教育理念；五是出版有系统的、有代表性的教育论述———这正是教育家区别于教师和教育管理者之所在。（5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对照这五个条件，当下教育界有几人能担得起教育家的名衔？《南方周末》曾经做过一个调查，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中国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认为更接近教育家的则不过6.54%，认为更接近专家学者的也不过9.98%。公众推崇的大学校长皆为蔡元培等先辈，无一人是当下的。

　　蔡元培、张伯苓、江隆基等教育先辈之所以至今令人惦念，是因为他们以教育家的职业与专注，成就了大学宽容、民主、独立之精神。惟其如此，才可能培养出真正有助社会改良的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比如蔡元培，有了他，才有了北大的“学术自由”环境，才有了陈独秀、胡适等一批大师，因而才有了近代中国民主与科学启蒙的新文化运动。

　　然而，我们今天的大学校长“既要保住博士帽，也要保住乌纱帽”（刘道玉语），整天忙于攻关、科研，还得应付各种名目的检查、评估，“教育的规律”怕是顾不上研究的。“官本位”的管理，让很多校长犹如戴着镣铐跳舞，谨小慎微，回避创新，久而久之，多有人记得那个某某级别的“长”字，鲜有人把前面的“校”字放在心上。

　　因此改变教育部门办学的教育管理体制，让学校真正拥有办学自主权，让“教育家办学”成为普遍现实，是造就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家的迫切需要。然而，在探索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同样需要陶行知先生所崇尚的敢探索未发明的新理、有胆量创造的“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开辟的教育家”，通过他们的先知先觉推动教育之改革，积累尝试与实践之经验。

　　任何体制的改革都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这也正是在呼唤教育家的今天，重提教育家精神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