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就是昆明市总工会主席杨丽。杨丽的办公室里有10个大字：“受职工之托，忠职工之事”。在整整30年的专职工会工作生涯中，杨丽一直坚守这个承诺。

　　“到底图的什么”

　　“你作为一个市级领导，为了一个普通人的事，要得罪一个有影响的企业家，你图什么呀？”2004年9月28日，昆明市一家酒店的老板打电话给杨丽，十分恼怒的质问她。

　　事情缘于两年前的一个刑事案件。米民是昆明市特困企业儿童车辆厂下岗职工，家庭生活靠25岁的儿子米育林开出租车来维持。不幸的是，正准备国庆结婚的儿子在送请柬时，与一家酒店的保安发生口角，被殴打成重伤。

　　因交不起住院费，情急之中的米民向杨丽求救，杨丽立即和市总工会的同志带着1万元救助金赶到医院看望。但因伤势过重米育林医治无效死亡。

　　杨丽安排帮扶中心为米家提供法律援助，经法院审判，由酒店赔偿米民家23万多元的民事赔偿款。虽然官司胜诉了，但酒店23万多元的赔偿款却碰到了“执行难”。一边是米民家因救治儿子欠下巨额借款，急需尽快执行；另一边酒店老板思想有抵触，一直说没钱执行。

　　杨丽多次上门做化解工作，一方面进行救助和劝说，另外杨丽还担任昆明市人大副主任，她以这个身份直接请法院院长亲自出马督促。最后，法院确定分4次执行。

　　2004年9月28日是执行尾款的最后期限，米家二老失子之痛加上多次催款完结不了，心里又急又气，约上家里的亲戚朋友一起到酒店要老板给个说法，并说要不到赔偿款就要砸酒店。

　　法院执行局的法官也来到酒店：“如果今天不交出执行款，只有封酒店!”

　　正是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下，酒店老板给杨丽打了那个“质问”电话：“反正我现在没钱”，“如果酒店被封了，我就叫酒店的几百名员工找你要饭吃。”

　　“执行款一分不能少，工会的钱一分不能动！”杨丽说。询问了法院方面，杨丽了解到最后一笔执行款是1.62万元，她立即让工作人员拿着自己的存折到银行取出钱拿给米民。

　　后来，酒店老板知道杨丽替他垫付了这笔钱，也被她的行为所感动。他带着部下给杨丽专程还钱：“过去误解你，实在对不起。昆明工人有你这样的工会主席是福分。”

　　“只要群众来找我，就一定让人家见得到”

　　杨丽的同事评价她说：“有些麻烦的事，别的人躲都躲不及，她是主动去找。”农民工陈方伦工伤赔偿问题，就是杨丽在大街上看到他坐着轮椅叫卖判决书，主动去揽过来的事。

　　陈方伦是从四川泸州来昆明打工的农民。2002年3月20日，在昆明市官渡区雅琪家具公司打工的陈方伦不慎被砸伤，造成脊柱损伤下肢瘫痪，2003年4月，经官渡区法院判决，用人单位需赔偿他工伤伤残金共34万余元，但雅琪公司老板在支付了医疗费、赔偿费46026元后，就一直躲避法院执行。

　　伤病治疗仍需大笔费用，赔偿金没有着落，陈方伦走投无路，一家人生活都陷入困境。他坐轮椅来到昆明市最为繁华的市区叫卖判决书，杨丽得知情况后，立即指示帮扶中心主动介入为他提供特殊生活救助和法律援助，又与法院、劳动保障部门积极协调沟通。帮扶中心迅速给陈方伦送去了慰问品和2000元慰问金。

　　2005年7月，杨丽又给他送去了做手术急需的1.5万元费用，同年9月给他送去了1万元的特殊困难救助金。陈方伦先后从市总工会、困难职工帮扶中心等单位获得各种特殊救助款10.7万元。经过杨丽的努力，到2007年8月，陈方伦终于拿到了全部工伤赔偿金。

　　1994年，23岁的文山壮族进城务工人员沈占锋在为一私营企业拉运硫酸的过程中，不幸被硫酸严重烧伤为一级残废；当他还在医院抢救的时候，私企老板不但不予医治，还恶人先告状，要沈占锋赔偿企业的所谓经济损失4万元。走投无路的沈占锋家属找到了杨丽。

　　杨丽带着工会的同志顶着压力，一方面千方百计为沈占锋筹集医疗费用，在沈占锋急需手术但又没钱的情况下，是杨丽在医院亲笔签下个人担保书；另一方面四处奔走搜集证据帮沈占锋打官司。经过长达两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为沈占锋讨回了12.6万元的经济赔偿。

　　昆明线标厂的13位盲人职工，一起相约手牵手来到昆明市总，进了门说：“杨主席，我们今天来看看您。”13位盲人老职工一一走过来和杨丽握手，有几位还摸摸她的脸，然后说：“和我们想象的一样，善良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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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来，杨丽为多少职工解了危难、送去温暖，已经很难统计出来了。不过，5年来她在职工帮扶中心的“主席接待窗口”就接待上访职工63444人（次），涉及的各类难题10625件。

　　用杨丽的话来说，只要是职工群众有难题想找她的，她肯定得让人家见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