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人员在进行壁画保护工作。
堪称中华民族国宝的敦煌莫高窟，绝世的壁画、雕塑、建筑面临着现实和潜在的巨大威胁。有这样一群人，凭借着爱心、科学人文的
保护理念和不断创新的科技手段，在竭力让敦煌魅力永驻———
季羡林先生这样谈到敦煌：“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一天时间，在敦煌莫高窟各窟做走马观花式的浏览，依然被一千多年前先人们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所震慑，为如此众多的民族文化元素和结晶能这般千姿百态地汇聚、融合在这一方偏远荒漠之地而感慨不已。开凿于初唐的第57窟别号“美人窟”，窟内千佛百态，那尊观世音菩萨体态婀娜，淡朱晕染的肌肤细腻而富有质感。讲解员告诉记者，如果不是两年前对这里出现的起甲、空鼓等多种病害进行“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有效修复，我们看到的会是一幅残破的模样。
科技对敦煌至关重要
“国家在文物保护方面的科研投入这两年大幅提高，从四五百万猛增到一个多亿，让我们这些从事文物保护的科技人员倍感振奋。”近日在兰州召开的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古代壁画脱盐关键技术研究”课题第三方评估会上，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苏伯民博士一见到记者，就急于表达此番心情。
这一天，苏博士和课题组的同事们在此接受由国家文物局指派的第三方评估组，对该课题的科研进展情况进行评估。材料显示，该课题2006年11月通过国家科技部的答辩，获得立项，课题执行期限两年，课题总经费450万元，其中国拨经费400万元，课题承担单位敦煌研究院配套经费50万元。敦煌研究院为此分别与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签订合作协议书，由后者承担相应子课题。
苏博士这样通俗解释脱盐对于壁画保护的重要性：壁画中的盐分增多导致酥缄、空鼓等病害，是壁画的“癌症”，亟须在不损害壁画的前提下找到科学脱盐的办法。
两指厚的课题阶段性研究报告，几近天书的内容和大量图表数据，以及评估方与课题组之间专业性极强的问答，使得一天下来，记者真有些晕头胀脑。评估组文物保护专家、故宫博物院陆寿麟研究员表示，他是第一次以第三方的身份来评估国家级文物保护科研课题。这既不是审理，也不是结题。评估组专家、来自国家博物馆的铁付德博士介绍，第三方评估是国家文物局为保证课题执行质量进行的一种新的探索。陆研究员认为，从目前看，这项课题的进展总体不错，有比较合理的技术路线和研究方法。但一个课题不可能解决脱盐相关的所有问题，比如彻底弄清盐的来源，有的壁画用提出的办法不能脱怎么办等。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作了怎么，并提出今后的方向和任务。铁博士也认为，课题对解决脱盐技术方法等问题的推进是明显的，这项研究需要不断继续下去。
敦煌研究院，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设在这里。刚至不惑之年的副院长兼基地主任王旭东博士，几乎用苏博士同样的词语来感慨国家对文物保护科研投入的大幅度增加。他对记者说，当时文物保护科研未能列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曾让他们遗憾，但如果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能保持这样的力度和增长趋势，对敦煌乃至整个文物保护科研界的发展都极为重要。王博士提供的基地承担的课题目录让记者无法在此一一列举，仅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大遗址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就包括三项，863计划一项，国家文物局课题三项，等等。
苏博士对记者表示，敦煌研究院在文物保护科研的许多方面都起步较早，像脱盐关键技术的研究，之前就做过大量基础性工作，否则不可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达到这样的程度。对此，铁付德博士表示认同。
保护敦煌面向世界
评估会后，记者与苏博士一同从兰州坐火车到敦煌，同行的还有美国凯兰咨询公司的副总ChrisBillings。交谈中得知，凯兰是专门做大人流公共场所如何科学分流，合理配置的软件设计公司。他这第二次来敦煌就是为莫高窟具体“量身订做”。记者问苏博士，如何找到这家公司？苏说，是美国著名的盖蒂保护研究所介绍的，而敦煌研究院从1988年开始，就与盖蒂开始了长达20年共4期的联姻合作，“红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也许是因为敦煌奇迹的出现，就是多元文化交融的结果，她容不得封闭固守，或许在季先生眼中这世间独有的文化圣地，具有无形而巨大的感召力，无论如何，事实证明了敦煌保护者们具有着开放的心态和合作的精神。苏博士说，正是比较早地与世界文物保护先进国家的频繁合作，使得他们在比较短的时间里从落伍的状态赶了上来，以至有日本专家不无谦辞地说，现在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了。
王博士与苏博士都曾在盖蒂研究所进行为期半年的壁画保护合作研究。谈到这些经历，苏博士感触最深的是，将国际壁画保护领域的最新技术，特别是先进的理念带回了敦煌。他颇有所感地说，我们在文物保护理念上往往有许多误区，尤其体现在一些基本观念上，比如什么是遗产？其价值在哪里？应该如何保护？要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具备科技、人文、艺术各方面学科的综合能力，需要有非同一般的目光，这是文物本身价值的多重性，多内涵、多侧面所决定的。这番话让记者不由想起沧州的那只因“保护”而受难甚深的宋代铁狮子，想到那样多修旧如新的“古迹”，想到我们的一些世界文化遗产上悬的黄牌。
苏博士提供的详细资料表明，敦煌研究院的对外开放与合作是全面而持久的：与盖蒂正在进行的第四期合作内容包括：继续进行莫高窟游客最大承载量研究；进行为期三年的敦煌研究院、盖蒂保护所、兰州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考陶艺术学院联合培养壁画保护研究的研究生工作；开展莫高窟遗址管理研究；开展莫高窟壁画中有机颜料（染料）的分析研究；洞窟照明设计研究；莫高窟第98窟水汽运移与壁画病害的关系研究等。
2006年研究院与日本东京文化研究所签订的第五期中日合作研究保护敦煌莫高窟的协议，合作期至2011年。
敦煌甚幸，有这样一群人
记者问王博士：文革期间，敦煌是否受到破坏？王回答：没有。两派也吵得很凶，但在保护敦煌的问题上，意见一致，所以红卫兵没能进来。而在此几里外的月牙泉旁的一位老妇，曾指着泉边的寺庙告诉记者，这是新的，老的在文革中被毁了。
敦煌甚幸，即使在文革这样丧失理性的疯狂年代，这里的人们仍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望着黄沙遮盖的土崖下那一排排外表无奇的洞穴，总觉得那里肯定存在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巨大磁场，蕴藏着一种宗教神灵般的感召力，否则怎么会引领着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些才子精英，像信徒一般默默在此奉献一生；又如何在充满诱惑的当今时代，让这些可以有多种人生选择的中青年专家甘于在此安身立命。
闲聊中苏博士坦陈，不能说夫妻长期两地分开，不断的路途奔波没有苦涩；也不能说外面的世界没有诱惑，但敦煌实在太迷人了，在这里干有一种踏实感，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实现，得到尊重。他说几天后，他又将和樊院长去澳大利亚开学术会议。
没有敢打扰樊锦诗院长，她忙，身体也不太好。但从4年前的一则访谈中，看到她曾殷切地表示：如果有一批人，而不是一个人起来了，那么莫高窟就有希望。她骄傲地说到，全国在文物保护方面的博士一共十二三个，敦煌研究院就有五个，还有两个在读。她谈到，如果年轻人文章做得好，研究院还设奖；还送他们去国外学习，这里有好几十个人出国学习过。本来这个地方是很闭塞的，看报纸都是一个星期前的，现在国内国外的学术交流会都让他们出去，如果跟国外合作，我们就把他们放在合作平台的第一线去锻炼。她说，她很尊重他们，应该发挥他们的长处，说实在的，来这里的人都不容易。她甚至还谈到，当初把苏伯民博士“挖”到敦煌的曲折。她希望他们热爱敦煌，全身心投入。
敦煌甚幸，如此道德文章俱佳，一生苦恋于她的研究院长已经连续了三任。
敦煌甚幸！短短几天的接触，让记者分明感到，樊院长由衷期盼的一批人，已经开始站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