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为保存中华民族教育精华免遭毁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著名学府进行南迁，1938年4月，三所学校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联大荟集了吴大猷、周培源、王竹溪、梁思成、朱自清和闻一多等大批著名学者教授，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严谨的治学态度，树立优良学风，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西南联大在办学8年中，毕业学生约2000人，大都学有成就，其中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杰出人才更是成为举世闻名的专家学者。

　　1946年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北京和天津复校，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一页。

　　谆谆教导终生受益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西南联大老校友。

　　周光地老人是成都人，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他回忆说，当时在联大求学，给自己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联大的所有著名教授都给低年级学生带基础课，而且授课时文理并重，这为学生打下了坚实的学识基础。他认为，这种专家教授带基础课的教学方法，应该在今天的大学里保留下来。

　　大学本身强调自学，只要打好了基础，基本功扎实，以后在任何新领域发明的新科技，出现的新知识都能够跟得上，学得通。周光地老人结合自己的切身感受说，刚开始还觉得很奇怪，作为一名物理专业的学生，联大给学生安排那么多的文科课程干什么？工作以后才发现，联大的扎实的基础教育使自己受益终生，工作以后就发现没有用到太多专业知识，而深厚的知识基础反而使自己在几十年的科研中时时都能跟上科技的发展，不被新生事物所淘汰。

　　孙瑞善老人补充说，北大历来有重视基础教育的传统，希望以后能继续保持下去，让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都能从中受益。他的最大感受是，联大当年名师云集，单以文科而言：朱自清先生讲散文，闻一多先生讲诗歌，沈从文先生讲小说，吴晗教授讲授中国通史。有的老师讲课时神采飞扬，不看黑板、不看学生，不带讲义，自己在讲台上踱来踱去，一堂课授完，系统全面，要点一个不落。不光文科生，理工科同学也竞相选课，很多理工科同学的文科课程甚至可以拿到100分。

　　联大老师重视的是学生自身的素质培养和自学能力的提高。

　　求学氛围平易随和

　　在联大，不论是名气多大的专家教授，下了课都相当随和。物理大师王竹溪经常自己买菜，赶完早市买到的蔬菜来不及拿回家，就直接放在讲桌上，下了课再拎着菜回家做饭。

　　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教授每天骑马上课。开始，记者还以为是周教授喜欢骑马，后来才知道，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周教授住在离联大十多公里远的西山，为了不耽误上课，他自己养马每天骑马上课。直到后来经济日渐窘迫，连马料都买不起了才作罢。一代名家大师，衣袂飘飘，纵马而来，讲述现代的物理学，真令人神往。

　　孙瑞善老人还说，在当时诸多名师中，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最为严谨，平时同学们都很敬畏他。

　　针对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北大文科强于理工科的说法，几位联大老校友则有自己的不同看法。他们纷纷表示，联大时三校名师荟萃，理工科泰山北斗般的人物就有吴有训、周培源等十多人，实力并不弱于文科，而且这些大师大都是文理兼通的一代俊杰，反而联大文科教授在精不在多，北大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集中了联大一大批优秀教师，应该说文理至少处于均势地位。

　　爱国情怀矢志不渝

　　正与三位老校友聊得兴起，他们突然同时向旁边一人望去，只见这位老先生头戴一顶鸭舌帽，面色黝黑但精神很好。一问才知道，老先生名叫张济舟，1918年生人，今年已经91岁高龄，也是1939年入校就读于物理系的联大校友。

　　张老先生是东北人，“9·18”事变后，随父亲坐着大卡车，从湖北、湖南绕道，走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流亡到昆明。当问到当年为什么报物理系时，老先生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说本来在电机系，后来电机系有一门课程“画法几何”自己考了不及格，只好转投物理系。说到此时，旁边几位老人一起哈哈大笑。

　　张老先生家庭困难，而他当年又喜欢体育锻炼，于是就到学校的体育部去打工，负责看管器材，这样他就经常有机会使用器材锻炼身体了。直至今日，老先生仍然每天锻炼不辍，这大概也是张老先生90高龄依然精神抖擞的原因吧。张老先生毕业后在昆明严济慈的物理研究所工作，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到北京。可以说，以张老先生为代表的一代联大学子，为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西南联大不啻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它的精神必将一直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激励他们在无涯学海不断拼搏遨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