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19日,农历戊戌年正月初四。这是一个多么平常、平淡的日子啊。前面的初一代表入年,后面的初五代表出年,唯独这初四不前不后,不张扬,不喧嚣,平淡到几乎引不起任何社会涟漪。
是的,二十一年前,伟人邓小平就选在这样一个日子悄然地离开了我们。记得那天北京的天有些阴郁,北京人和外地人并没有停下手里的工作,更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全社会一切照常,全社会一切正常。
与小平离开的平静相比,共和国缔造者毛泽东的离世,则紧张很多。彼时还是小学生的我,除了流泪之外,问老师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毛主席逝世了,我们怎么办?”其实,不仅是我这种小学生,就是平时很淡定的校长也是徬徨无措的。
小平是伟人吗?我对他的认识、认同到无比崇敬,大体经过了近五十年岁月,他在我心中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一座丰碑,更重要的是他拯救了当时的中国,包括当时以及现在的我。所以,我认为以“伟人”来界定邓小平是远远不够的,应该以“圣人”界定更为恰当。
初识邓小平,他是和刘少奇并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头子,彼时恨恨地想“他要让我们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我们坚决不答应”。
再识邓小平,是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后的1973年。彼时我已经在小学“以劳为主,兼顾学习”三年多了。对于中央为何让那么“坏”的一个人重新出来主持国家大事,似乎权力还不小,确实有点不懂,问很多人都说“听毛主席的”。从我个人的切身感受讲,感到的最大变化就是学校学生开始以学为主了,持续了几年的开卷考试取消了,黄帅、杨莹这些反潮流小将不怎么提了。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涯再次发生大逆转,一时间全党上下,祖国各地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狂飙。彼时的我已经能东拼西凑地写批判稿了,学校的大会小会上,我都积极发言,甚至荒唐提出“他让我们回课堂读书,决没安好心,是想把我们从农民伯伯那里隔离开来”。
不久,“四人帮”被粉碎,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横空出世。既然“四人帮”是反动的,那么反对“四人帮”的邓小平一定是对的。当时这种“二分法”思维已在我的小脑袋扎了根,以致现在还经常受其误导。的确,1977年邓小平在千呼万唤中再次复出。刚复出虽不在最高决策岗位,但其雷厉风行之风格再次显露无遗,其中影响至深至远至广的恢复停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几乎是在不可能条件下的重大成功举措。正是小平的这次复出,使我这种类如草芥之人,充满了对人生的一种新希望。做一个有知识,对国家有用的人,就在那段时间悄然发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后来令人目不睱给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城市鼓励发展个体户和私营经济,沿海地区推出了深圳、珠海、厦门等经济特区……几年时间,长期饥饿的中国渐渐有了余粮,粮票开始贬值;长期凭票供应的轻工业产品渐渐丰富起来,国有经济独家垄断地位下降。就在1980至1990年代这十几年时间里,我先后完成了大学、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全部学业,而且还多次参与到国家的一些重要研究任务之中,特别是后来专注于金融资本市场研究多年,与邓小平讲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息息相关。
2000年后,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入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这个中心2008年后为赶时髦改成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一入中心,看到单位的题名字体非常眼熟,细打听之后果然是邓小平亲笔手书,且无落款。大家都知道邓小平讲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入行科技领域十七年,每时每刻都在感受着老人家的上睿智,科技何止在改变生活,改变社会?全社会近80%的财富创造都是科技与创新贡献的。2015年,我的工作调整至科技日报社,大量的历史文献和鲜活的案例,再一次切身感受到了邓小平对中国长远发展的布局谋篇,小小的《科技日报》创刊,他老人家两题报名,日报前的“中国科技报”和日报后“科技日报”寄托着他多么深厚的期望啊!
一个中年的回忆,不可能描得邓小平传奇一生之一二。今天在此感怀的是虽然说改革开放不是邓小平一人之力推动的,但没有邓小平的话,中国真的可能就不会有改革开放了。无论今天赞誉邓小平的,还是今天批评甚至批判邓小平的,其实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红利的受益者与获得者,维护和捍卫改革开放的成果,应该“天下兴亡,人人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