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操秀英 张盖伦 崔爽
很难有一场专业学术会议能获得这样的关注度。
28日，是贺建奎在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上发言的日子。
贺建奎出场前的现场犹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香港大学李兆基会议中心的千人大会堂挤满了人。工作人员说，今天来了200多家媒体，是昨天的一倍多。在礼堂外，媒体架着机器在等。礼堂内，后侧的媒体区已经挤满，来晚的人只能坐在楼梯上。随着贺建奎可能发言的时间临近，楼梯也被堵死。
从11点半到12点15再到12点45，他出现的时间一推再推。很安静，一切如同暴风雨前的平静。终于，他要来了。后排骚动起来，手机，相机，摄像机全部举起。有人先帮他调出ppt。他从舞台左侧上台，穿着衬衣，拎着塞满文件的手提包，个子不高。大家有些没反应过来，沉默一秒后，终于有人鼓掌，于是掌声响起。快门声连成一片，几乎快要盖过他原本声音就不大的发言。主持人甚至被迫打断现场进度，让站起来拍照的人先坐下。
此时，距离“基因编辑婴儿”风暴爆发已经48小时。
出场后首先道歉
会议组织方调整了议程，给贺建奎一个单独环节发言，他还将参与环节讨论。
“非常感谢，首先我必须要道歉。”贺建奎首先表示，由于实验的保密性不强，其实验数据被泄露了，所以他必须要在今天这个场合，跟大家分享这个数据。
“在这个会议开始两天之前，这个话题已经变得很火爆。”贺建奎说，这个研究申请已经提交，且在伦理委员会监督下进行，他对此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团队的付出。
“我也想要感谢我的大学，我的大学完全不知道我的这个实验。”贺建奎强调。
贺建奎对试验背景进行了介绍。他表示，HIV依旧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疾病，很多造成很多死亡。父母是HIV携带者的宝宝前几个月感染HIV的概率比其他宝宝高很多。不能忽视它的严重性，这也会导致这些宝宝受到歧视。
贺建奎说，我们也看到，有10%的欧洲人缺少某种基因，CCR5基因的敲除是显著的预防HIV的方法。首先我们需要看小鼠基因敲除CCR5基因的影响。两个正常行为的评估，显示没有区别。因此我们去评估，在人身上能否设计CCR5基因的敲除。
贺建奎发表主题演讲时称，露露娜娜已经健康出生，他们检测之后发现结果符合预期，两个基因序列得到预期效果的改善。虽然基因测序发现了一个潜在的脱靶风险，但脱靶位置在非编码区，距离其他基因都比较远，也不在有作用的元件上，“我们之前发现过这个问题，也告诉过婴儿的父母。”
诺奖得主当面指出：贺建奎团队操作不合规
在贺建奎介绍其研究过程后，进入问答环节前，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David Baltimore在现场发表简短声明，他认为， 科学共同体对禁止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有共识；贺建奎团队在操作上不透明，不合规，也没有严格的自我约束和风险控制；对CCR5位点进行基因编辑没有必要。
未正面回答基因变异可能带来免疫系统影响的问题
现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足够了解CCR5这个基因，是否充分了解对它进行编辑有可能产生的后果？
贺建奎表示，选择这个基因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它与艾滋病密切相关，而数量众多的孩子将因此受到影响，这是全球性的挑战，中国也在研究。此外，科研人员已经对这个基因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同时，“我们已经了解，在其他的一些项目中，进行了一些定期的病毒的筛查，也确保安全性。“他说。
“几年前有篇论文，谈到这个基因变异可能对免疫系统等功能产生影响，你觉得真的了解变异带来的所有影响吗？”主持人追问。
“我反对使用基因编辑来进行任何的提升性试验。我们选择了CCR5基因作为第一个切入口，另一个原因是选择了一个简单的单基因，进行第一个模型。”贺建奎表示。
贺建奎称：对胚胎细胞做单细胞基因组测序证明没有脱靶
贺建奎称，他们对胚胎细胞做单细胞基因组测序证明没有脱靶，北京大学教授魏文胜在现场发问：目前没有任何人有对单细胞做全基因组测序的能力，你是如何做到的？对此，贺建奎表示，他确实用了三四个胚胎细胞做了扩增和测序，能cover百分之七八十的基因组。“这句话即便是真的，也意味着他没有能力证明真的没有脱靶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内基因编辑领域知名学者表示。
贺建奎认为，志愿者充分知晓试验内容及风险
在回答有关伦理审查及志愿者是否完全知晓风险时，贺建奎透露，原本有八对夫妻参与基因编辑项目，其中一对夫妻在期间退出。他说，在开始实验前，其团队与美国顶级科学家探讨了伦理问题，查阅了NIH的相关规定，“美国教授帮我们评估，成功妊娠后再次评估。
他表示，除了团队成员，还有四个人审阅过志愿者签署的知情同意书，“美国教授和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教授都看过。”
其团队与志愿者有过两次面对面沟通。第一次是团队成员与志愿者对话，一个月后，志愿者来到深圳。“我和另外两个教授和他们进行了大约十分钟的交流。“
贺建奎认为，志愿者充分知晓试验内容及风险。“从第一页到第二十页的文本，他们都一行一行看过了。“
“你有没有充分告诉受试者，有更多更好更安全的方法能保证孩子不得艾滋病。”不止一个提问者质疑。
他的回答是，这些志愿者学历很高，在网上查过很多资料。“这几乎可以断定他没有告知这些，他默认他们知道。”上述学者表示。
贺建奎称：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有需要愿意尝试
关于经费来源问题，贺建奎的回答是，实验的经费受到了所属学校（南方科技大学）的资助，后来产生的医疗服务费用是他自己贡献的，他同时指出，指出所有实验的经费并没有从他的公司支出，也没有获得国家机构的经费支持 。
相比于此前同行及公众的激烈指责和质疑，现场的提问显然温和许多。对于这对父母有哪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从而必须进行这一试验，为何要越过“人体胚胎研究必须在受精后的14天内结束”这一伦理红线等问题，贺建奎没有详细回答。
“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愿意尝试吗？”主持人（伦敦克里克研究所的Robin-Lovell-Badege）最后问他。
“如果我的孩子遇到同样的情况，我愿意最先尝试。”贺建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