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玉成

    孵化：远远超出了孵化器的范畴

　　张江，十年聚焦，十年跨越，孕育并孵化了高新技术产业链向这里迁移，孕育并孵化了浦西资源与浦东资源互动。高新技术与其他元素集成发酵，使区域经济格局重新组合，正辐射着大上海，拉动长三角乃至整个长江流域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张江，在聚焦与跨越中，从土地、人力、畜力、小额货币的投入，到技术、创新、资本的涌动，张江置身于市场汪洋中，辅之以其他市场要素的融合与互动，建立起与产业链条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融资、商业运营模式。

　　从我国高新技术园区发展历程，到浦东开发开放历程，再到聚焦张江十年，从政府决策，到政策导向，再到利益驱动，梳理其科研、开发、生产，等等，张江早已集加工制造、研发、创新、虚实贸易于一体，民营架构机制体制灵活，并以小搏大，以长击短。在日益融入的国际供应链中，张江孵化并孕育出无数的“蚂蚁雄兵”。

　　无论产值、规模，张江企业都难言强大，但其大多具有优秀团队，他们怀揣着北美经验，拥有商业运作的真经，具有创新创业的激情，以及破釜沉舟的勇气。正是这些优秀团队为张江乃至整个中国高新产业的发展，孵化着明天的希望。

　　飞速发展过程中，张江决策者在思考：数量众多的孵化器会不会形成激烈竞争？各孵化器体制不尽相同，水平参差不齐，会不会影响园区整体发展？

　　相比一般园区，张江更贴近市场、更懂得市场。根据产业需求进行“定制”，形成“集群”，从孤立的“孵化器楼宇”向多元化的“孵化器集群”发展，从“低端物业服务型”向“高端专业增值服务型”转型。十年风雨，十年寻觅，张江已形成由创业服务中心牵头，以16家孵化器为主体的孵化协作网络，多元孵化，多元运作，各显所长。

　　张江有着优越的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尽管不似硅谷，在经济大潮冲击下，无形之手尚待强壮，但有形之手“做市场不愿做的事”，又使其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十年磨砺，十年积淀，“少年张江”在成长中孵化梦想，孵化明天。

　　逃离“死亡之谷”：“保姆式”孵化范本

　　历史翻回1995年1月10日，在张江园区郭守敬路351号2号楼的第6层，张江第一个孵化器落成。

　　参与创建这个孵化器的是张江的一名年轻管理者，在孵化器诞生时隔三日，即受委派去了美国学习、考察科技成果产业化“技术”。半年中，他跑遍所有著名高科技园区，了解美国科技企业孵化培育过程的理念和做法，去德州奥斯汀，去加州伯克利，到哈佛、参观波士顿128公路、北卡高科技园。在未来的年月中，张江不止一个管理者的学习触角，伸向了全世界其他地区，法国索非亚、日本筑波、新加坡裕廊、印度班加罗尔……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本土企业正遭遇跨国企业集团技术、市场的双重封锁。

　　一边，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

　　一边，望着跨国企业集团的高额利润独自兴叹。

　　在此背景下，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成为提升创新能力甚至活下去的重要因素，而孵化器则成为载体之一。

　　逃离“死亡之谷”，孵化器生在两极间，肩负高新企业、产业存活的重担。

　　1956年，美国纽约州Batavia县出现大萧条，当地最大企业破产，一栋近8万平方米的大厦空置。曼库索家族收购并指派约瑟夫·曼库索前去经营。他把企业分别租给不同企业，并提供办公服务、融资帮助和商务咨询。第一家企业孵化器在危机中诞生。

　　穷则思变，危机并存，在历经上世纪70年代的重视，80年代的起步，90年代的发展之后，无论法国“企业实体的托儿所”，还是韩国的大面积“撒网”，孵化器确实如同“养鸡场”，催生并孕育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芽、开花、结果，乃至高新技术产业的蓊郁成林。

    上世纪90年代，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享誉华夏，而张江甚至整个上海，其基本特征则是权力导向经济过程。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过去30年间，江浙涌现出无数知名创业者，反观上海，在国企和跨国公司的背影里，真正成气候的创业者寥寥。在世界平坦化趋势势不可挡的今天，孵化成为张江必须寻找的出路。

　　张江不同于硅谷。即使没有细心呵护，即便大批企业“阵亡”，硅谷以其无法复制的资本、金融、市场优势，使得高新企业总数庞大，尽管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最终活下来的，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张江无法比拟的。

　　模仿，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就像格科微电子老总赵立新所言，“给人家提包都不够资格”。张江的希望，是孵化明天的希望。

　　张江有纵横澎湃的商气，相比其他高新技术园区，张江更易在市场血雨经受洗礼。也正因如此，如何实现“两只手”的协调功能，把技术、资本、市场等要素编成便于操作的网，显得尤为突出；也正因如此，在冲击、模仿、跟进、集成的浪潮中，张江注定成为一个近乎“保姆式”孵化的范本。

　　在蔡伦路上的药谷孵化楼里，在孵企业住的都是标房——45间孵化单元，每个单元按照医药研发企业实际需要，配好试验操作台、专业通风排污设备，不需为装修烦恼。而且，底楼就是公共实验室平台，那些使用概率低价格又超贵的设备都不需另行添置。甚至，楼里还有专为企业代办注册手续和人事行政的中介机构。即便企业进入到成果产出阶段，遇到新药报审、临床实验研发经费筹措、招纳更多人才，等等，解决方案准备好了，专门负责申报新药的中介服务机构已经成立。

　　“一手牵企业，一手牵风投”，标杆孵化器，集“精装修”设施、“姻缘”平台、“贴身顾问”于一身，通过物理空间规划，专业错位竞争，管理团队组建标准化建设，形成具有张江特色的孵化器运营模式。

　　“一个怀揣梦想的科学家到药谷创业，如果先要为实验室装修等各种琐碎的事情折腾，他的创业激情和精力都会耗掉不少。”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宁妮说，“这些在孵企业还是小树苗，尽量让他们少为找房子、装修、处理行政事务操心，尽可能减少创新创业者的起步负担，缩短从科学想法到药品的时间。”

　　实事求是，随着市场化程度日渐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家，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一去不返。从小溪进入长江，进而步入全球化经济的汪洋大海——海浪掩盖了暗礁和危险，也隐藏了无尽的宝藏和资源。

　　在看似平和的背面，张江无疑站在了时间的节点上。

　　此时的高新区，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经验丰富、擅长“海战”的“舵手”，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大海中，清楚大航海时代的行进方向，明白当下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

　　孵化器，无疑提供了这样的平台与基础。

　　无论是复旦张江生物技术公司从6个人350万元起家，在孵化中成长，实现了“下楼落地”，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成为园区创业企业上市第一家；无论是留美博士常兆华创立的微创医疗器械公司，研制出国际水准的微创医疗器械，填补了国内空白并实现了产业化；无论是由留学生周敏、徐红岩夫妇创办的“吉尔生化”，自行研究开发和生产了一系列高难度高附加值的多肽产品。这些，无不表明，创立自主品牌，建立创新平台，张江高新企业，在孵化中彰显生机以及活力。

　　从聚焦到跨越，从跨越到希望，张江的未来，在孵化中逐渐清晰。

　　张江人讲，戴海波是一个被“聚焦”的代言人。他的心思，体现了他和所在集体对上海决策层战略思路的理解力与创造力。以上海科教兴市勇闯“华山天险”，回眸张江的“聚焦”，继而展望张江的明天，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市场、资金到技术、经营模式，从“碧波路”、“王海波”到“戴海波”，这些充满活力与张力的“波浪”，真正孵化出了张江的奇迹。

　　孵化明天，孵化梦想，张江要打造的，是中华第一软件园品牌，是在国内外生物医药产业的领先地位。可以想象，从这为圆点，逐渐辐射、延展，张江将孵化出更多令人惊喜令人震动的冲击波。

　　告别“二房东”：孵化到了质变时候

　　二十年风霜雪雨，二十年日夜兼程，二十年艰难困苦，二十年激情梦想。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事业的崛起，让世人看到了中国蝉变着的希望。

　　中国高新区的发展，尽管布满荆棘，但从跑马圈地到金融资本的“世界公园”，终在“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嘱托中，迂回前进。

　　置身上海滩，风云际会的先天优势，资本、市场、技术的理想思考，使得张江的孵化蓝图令人瞩目。

　　刘小龙满脸自豪，孵化器到2010年能达到500家在孵企业，300家毕业企业的规模，创造的就业机会在5万个以上，集聚近千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速成长的创新型企业。

　　这意味着，张江不但能聚集一批高素质的创业企业家，不但能转化一批高水平自主创新成果，而且能真正形成“创新无障碍”的区域创新环境。

　　不容回避的是，在孵化器公益性和市场化运作之间，张江如同大多数园区一样，无法脱离我国孵化器“小儿麻痹”的宿命。

　　尽管浦东软件园孵化器和软件平台互动较好，尽管药谷孵化器在前期的项目评估、孵化过程中各种技术支持服务和大型实验平台互动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不容否认的是，“二房东”现象依然存在。

　　孵化器，是独立核算单位，也有生存危机。为了正常运转，孵化器不得不选择物业作为主营业务，不管入孵企业情况如何，只要按时交租金就可进来，孵化器变相成为“二房东”；孵化器缺少利益驱动，对公益性的孵化服务并不热衷，功能有所萎缩；很重要的分收入来自区财政奖励，这与在孵企业上缴的税收有关，孵化器更青睐可以“下蛋的鸡”，而对于处于源头“未孵出鸡的蛋”孵化力度不够。

　　矛盾似乎难以调和。

　　对孵化器的运营者而言，要提高孵化成功率，就要不断投入——从挑选孵化企业、监督企业成长到提供各种配套服务。但是，在目前机制下，孵化器的收入来自三种途径：房租、服务收入和财政扶持奖励。

　　事实上，为了吸引企业入驻，房租低于市面价；因为公益性，不少服务都是免费的。

　　孵化器本身收入不丰厚，很难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对投融资服务等企业迫切需求更是望而却步，这都成为阻碍孵化器健康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孵化器的考评机制尚不成熟。孵化不出好企业，孵化器运营者不会有太大压力，而成功孵化出优质企业，甚至没有明确激励机制来褒奖经营者。

　　缺乏公认合宜的激励、惩罚机制，保守的孵化器运营团队就会甘做“二房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有事业心的运营团队，即便努力经营，但其成败系于经营团队而非激励和管理机制，实是危险的。

　　天，无形而万变，创新如是；

　　地，有形而寓实，创业如是。

　　天地之间，创新寓于创业，无形而有形，形在博大，而又藏在物象具象之间。

　　在这中间，经过岁月磨砺，敛聚水土精华，逾越险峰；披星戴月，韬略万千，创业英雄唱响大风之歌。在一切追求与探索之间，需要的是理性与激情的交融。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全球新技术革命浪潮汹涌。我国历经改革开放洗礼，却无法摆脱科技与经济脱节的局面，许多市场前景广阔的科技成果难以转化为商品和产业。

　　时至今日，为了改变技术落后、市场狭小的状况，在孵或者不在孵的高新企业，或收购拥有核心技术、品牌与市场的国际企业，或选择好自身企业的发展方向，根据自身优势，到全球化经济的大海中去竞争。他们往往忽略别人赖以生存的运营模式以及背后的政策支持。

　　孵化器的运行，一如企业，只不过放大数倍，同样需要纳入运行模式、商业模式的思考。解决这些问题，无非是市场、市长的相互协调，并形成适合有效的模式。

　　纵观世界，IBM日渐式微，原因之一在于做大做强整机业务时，未对软件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出现了微软。微软在软件行业的创新使其赢得了核心竞争力，不仅开发了视窗操作系统，同时开发基于自主系统的功能软件，一系列产品的整合效应使微软的成功具有很强的不可复制性。

　　对于孵化器而言，从微软发展中汲取力量，除了技术的考量，更有观念、理念、创业模式的独到。

　　张江无水，其容纳能力在于市场、资本、技术、商业模式多重要素的聚集。无论是创业，还是创业，企业须面对市场，尤其是面临“死亡峡谷”时，创业资金不该只是业界笑谈的“3F”，即家庭（Family)、朋友（Friend)和傻瓜(Fool)。

　　孵化明天，我国高新企业面临着天使基金、风险投资等匮乏的尴尬。

　　这也决定了，当市场无形之手乏力时，政府有形之手须“补位”，而非“越位”。毕竟，公共财政不同于私人性质的“天使”。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创新机制。

　　张江是充满活力的。以上海作为品牌，张江而后裂变，放射出万千商人、老板、企业家。

　　这是由个人而群体——当今的大潮流。

　　这是由群体而个人——当今的新趋势。

　　由个人而群体，由群体而个人。群体，个人，个人，群体，演变之间，张江组成创新创业的大军团，并由此孵化出千军万马，浩浩荡荡。

　　作为政策上的保障，浦东新区孵化器认定办法即将出台，而专项用于支持孵化器建设的发展基金即将启动。

　　作为市场上的运作，孵化器运营团队提出借鉴以色列孵化器模式，将国有资产和运营团队的服务折算成股份入股被孵化企业。这种方案已被纳入张江培育孵化器的视野之中。

　　张江不大，25平方公里的滩涂之地，想象力、执行力却超乎想象。尽管其机制和体制等仍需完善。

　　尝试运用政策资源，引导孵化标准，每年在其发展专项资金中单列张江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用于孵化器和创新服务体系建设；张江创业服务中心力推创业投资广场，吸纳风投企业。

　　张江人，在经济的舞台上，演出着一本又一本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商剧”，并担纲起剧中的主角。

　　张江人说，孵化器的功能，不仅仅在于直接给企业“天使资金”，更重要的是为风险投资企业搭建资源平台。我国的初创期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初创企业大多在孵化器成长孵化，天使投资如果能够进入孵化器，把孵化器的功能发挥出来，才有高新技术的千姿百态。

　　包括张江在内，上海的一些孵化器已开始尝试着直接介入投融资领域，为初创企业提供“天使资金”；有条件的孵化器，甚至建立了专门的投融资部门。

　　“骑着自行车进来，开着轿车离开”。这样的故事，20年来，在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里一幕幕上演着。从最初人们的惊为“传奇”，到如今的习以为常，竟有着意想不到的反差。

　　张江是理智的。因为“孵化”需要理智，而非盲目建设大楼，一千平方米，一万平方米……

　　张江的管理者称：进入孵化器的项目经过最初的筛选，无论是科技含量，还是诚信度，都要有一定的保障，同时孵化器要有专业人员提供企业的资料和咨询，以有效降低风险投资公司的投资风险。

　　值得关注的，孵化器要很好的承担起创业“天使”的角色，需要多种资源。包括，建设一支精通专业、金融、管理知识的团队，对于“天使投资”项目经理的股份持有激励机制，政府对孵化器在投融资所得税收上的支持，等等。

　　“张江将构建一个‘1+N’的孵化器格局。这里的‘1’指的是一个综合孵化器，‘N’则是其他的专业孵化器。”张江集团常务副总刘小龙说，按照张江园区孵化器发展规划，张江计划到2010年拥有20家左右各类孵化器，其中国家级的能有3—5家，孵化场地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以上。

　　边破边立：孵化未来的试金之石

　　高科技往往孕育着静悄悄或轰轰烈烈的革命。

　　现实的情形是，“丢把米就要鸡下蛋”的浮躁之风在科技界盛行，政府官员为了本届的“政绩”，拍着脑袋投钱，大学和科研院所，以及科技人员盲目跟风，随波逐流，言必称“孵化大厦”、“纳米”、“基因”。

　　尽管，我国每年的科研成果数以万计，原创性却凤毛麟角。

　　在绝大多数领域，科技制高点被发达国家所控制，我国科技资源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闭门造车，好高鹜远，在创建世界一流高新区的呐喊中，各个园区一味争项目、求产值，纷纷绕绕，波动难平。

　　1995年夏，复旦大学一名教授辞职，带着一项生物药品技术来到张江。他带着四个人，拿了两三纸的创业计划和张江公司谈合作计划。双方争论甚至争吵，其矛盾的焦点是，如果合作中途失败，知识产权如何清算。

　　在此把话题稍稍拉开，把视线稍稍放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与美国展开WTO谈判，重大焦点是知识产权问题。在此问题上，我国受到反复指责。从那时起，中国领导人认识到，我国对知识产权不了解，要花大力气研究它，搞懂它。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取决于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拥有量，而国际上产业的竞争已进入更高层次的竞争。

　　正因如此，张江当年的创业者才会有这场关于知识产权的争论；正因如此，其对张江发展中的有如灵魂般的因素——知识产权角色，起到了画龙点睛般的预示。

　　孵化明天，同样需要在高科技和大市场之间寻找最佳切入点，培育包括专利、知识产权在内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张江，区域大开放、社会大转变、人员大流动、观念大碰撞，如何经历“边破边立”阵痛，找到未来的试金之石，从而孵化出一片锦绣未来，则显得至关重要。

　　“破”是迅速的。“立”则需艰难探索。

　　刘小龙说，“政府在政策聚焦方面着力解决旧体制对于科技发展的束缚，挣脱原有与国际不接轨的部分去设法接轨。不要满足于十余年来体制改革方面所取得的丰硕的成果，而要勇于正视发展中出现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实话实说，单单一个漕河泾，就远比张江更有历史沉淀，大小张江如何统筹？何况，还有功能区、偏平管理之间的纠葛？况且，中芯国际、盛大网络、展讯通讯高速成长的企业需要扩展土地，而张江已开发的产业用地基本用完，即将启动的中区（研发、教育用地）意向用地已占70%？！

　　发展的路并非平坦，往往遍布荆棘。如何走，朝哪走，往往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不单单是张江的苦恼，也是我国高新区孵化明天的“瓶颈”。

　　甚至，包括张江在内，很多人叹道：美国人为了保护迪斯尼百年专利权可以“大动干戈”修改专利法，而我国视国粹中药如草芥，面临公开配方则知识产权无法保障的法律空白；美国医药发明人在药品产业化后可以获得1/3的分成，而我国研发人员常会把药品发明权直接卖给工厂，产业化后提成的比例很少。

　　是否该研究和制定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无论对高新区、孵化器，还是区域经济发展，都该是势在必行的。

　　永不停止追求财富的脚步，永不停止追求发展的梦想。

　　作为熟知浦东开发和张江发展的科技部火炬中心主任梁桂表示：“科技企业孵化器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振兴发展的最佳战略布局。这种选择和战略布局的意义将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发展而被世人重新解读、定义并重视。” 

　　对于张江而言，抓住衡量一个地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利用创建知识产权示范园区的契机，推动整体知识产权建设，成为明智之选。

　　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张江设立受理点，采用基地的管理模式：受理点设立后融合市场化因素、社会中介组织、律师事务所和有关专利检索机构，综合成一个市场化运作体系，帮助企业检索、申请和知识产权法律援助。设立“浦东新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立联合执法新机制。同时，张江在国资的保值增值、自主知识产权掌控等方面，率先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

　　政府引导，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生物医药基金、文化基金等，都走过了一条补贴加引导投资之路。政府引导，逐步从早期的“救济式”资助方式转为到“赛马制”。但是，政府不是一个施舍者、救济者，而最终是赛马制裁判。

　　目前，国外资本募集和资本退出机制尚不健全，创新型企业多接受海外风险投资，甚至为了到海外上市转制为外商投资企业。这类本土原生的“外商投资企业”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如何从本质上区分？部分或全部股权为外资持有后，自主知识产权如何看待？

　　张江把握着两条原则：实际控制者和高增值环节。

　　为民间资本的架桥铺路，张江向民间资本伸出橄榄枝，温州向科技豪门发出英雄帖，二者一拍即合，上海张江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与温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创业服务中心启动自主创新科技研发的互动平台。高新技术企业与民间资本对接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交流渠道。双方优势互补，使得平台交流亮点纷呈。但真正做到民间资本与高新技术项目良性互动，推动自主创新，张江还在探索。

　　“中国风险投资还处于摸索、哺育阶段。”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长张景安表示，退出之于风险投资公司，犹如市场之于工厂。可以说，退出机制不完善，是阻碍风险投资在我国规模化发展的一大瓶颈。不少风险投资公司认为本土风险投资资本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是造成本土风险投资机构“弱势”的原因之一。风险投资的运作环境不完善，资本退出渠道不畅通，导致风险投资商难以真正意义上去介入对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

　　而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张江则在勾画探索性途径：呼吁探索实施双重国籍制度，切实解除留学生的后顾之忧；呼吁建立产业适用人才的快速引进通道，主要是扩大上海居住证的规模，加快发放速度；呼吁实行投资人和专家推进引进制度；探索实行重点企业投资创业人才引进政策，试行人才差别政策，特别是高科技领军人物的鼓励政策。

　　张江无“水”。张江有“江”。在这里，根，越扎越深；花，越开越多；果，越结越大。而张江的明天，张江的梦想，则在孵化中日渐清晰。

　　无论黑夜白天，无论春秋冬夏，张江人在激情与理性的碰撞中，孵化着我国自主创新的团队、孵化着中华民族崛起的梦想、孵化着新世界东方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