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磊 胡唯元

　　

   科技人员欢呼“神六”发射成功。

　　国庆特稿

　　他，国务院总理；他，将近期颐之年的著名科学家。

　　每年，他们都有个“约会”，互致问候，畅谈国是。

　　温家宝和钱学森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早在2005年，年迈卧床的钱学森在温总理看望他的时候，坦率建言要重视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您讲的话我都记住了。”之后，温总理每到不同场合，都反复谈到这个问题……

　　《科学——无止境的前沿》，这份由万尼瓦尔·布什编制、并对美国现代科研政策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报告这样写道：在可以合适地称为“科学”的整个领域的各个方面，其限制因素是人。我们在某个方向进展的快慢取决于从事所说工作的真正第一流人才的数量。

　　60年来一甲子，人才蔚起国运兴。

　　“人才是科技发展的根本，是科技创新的关键。”这一思想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党治国的每一个细微之处，体现在共和国历史进程的每一个瞬间。

　　第一章

　　思想嬗变：“人”字的不断放大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从“人手”到“人脑”，从“两个尊重”到“四个尊重”，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到“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再到“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一个“人”字在不断放大。——题记  

　　邦以才立

　　一张写在香烟纸上的字条亮出，让美方代表哑口无言。

　　1955年8月1日，中美两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

　　写纸条的是远在大洋彼岸被美国软禁的钱学森，恳求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帮助他回国。这封信辗转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上。

　　中方代表用这一反映钱学森真实意愿的铁证，严正交涉，并以释放11名美国飞行员战俘的条件要求交换钱学森。

　　这一年初秋，钱学森携全家回到了祖国。有人说，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进程至少缩短了20年。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革命如此，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迹亦需要人来创造。

　　1949年，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进京赶考”时，等待他们的是百年积弱、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是文盲占了八成的四万万五千万同胞。

　　国以才立，才从何来？党和国家一方面提高工农文化素质，加快培养，以解燃眉；另一方面求贤若渴，吸纳旧有人才，并从苏联、东欧引进科学家，还向那里派遣留学生，千方百计从欧美延揽英才，吸引了一批顶尖科学家归国参加建设。

　　国家领导礼贤下士、尊贤使能，许多故事被传为佳话，李四光、竺可桢、钱学森、钱三强、周培源等著名科学家都是毛泽东、周恩来经常约请的座上客。聂荣臻元帅和许多科学家成为挚友……

　　正是尊重和善于使用最可宝贵的人，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取得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两弹一星”等大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科技成果。到1978年，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已达到435.7万人，基础研究、工业、农业、卫生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技大军迅速崛起。

　　但是，这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当长时期被判断为“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采取的政策只能是“团结、教育、改造”。

　　尽管国家对人才渴望、重视，但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对于人的判别，阶级属性的优先级是高于“才”的。

　　放眼世界历史长河，认识人的价值，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学者认为，直到16世纪才发现了人，18世纪发现了女人，19世纪发现了儿童。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也有对依靠力量的依次发现。”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王通讯看来，从1921年建立共产党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是毛泽东发现了农民。夺取政权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发现了工人，因此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而对知识分子身份，也就是阶级属性的认定，经过了曲折的探索。

　　早在1956年1月，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首次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特别是在1962年春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我向你们行‘脱帽’礼!”陈毅向全场与会代表深深地一鞠躬。这一幕使会场掌声雷动,笑声满堂。

　　“当时的知识分子听来已经很是感动了。陈毅则更加干脆，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之帽，加上‘无产阶级’之冕。”参加会议的原国家科委副主任吴明瑜回忆说。

　　然而，随着一场场政治运动的掀起，知识分子没有就此摆脱作为批判对象的命运。

　　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源于“两个估计”，即在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的17年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个判断，成为压在知识分子心头上的两座大山，套在知识分子脖子上的两把枷锁，捆住知识分子手脚的两道紧箍咒。

　　政以才施

　　一本不剩地处理完专业书籍，只允许带着一本语录，被赶出北京下放养猪，修建铁路……

　　陈佳洱，这位新中国首批派往西方的留学生，本在北京大学研究重离子加速器，却被“文革”狂飙席卷到山沟劳动改造。 

　　然而，1978年的春天，他业已终止的科研生命出现了转机。 

　　这年的3月18日，人民大会堂。

　　一个人的讲话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依旧是那熟悉的四川口音，依旧是那斩钉截铁的坚毅表情，当邓小平副主席说出这句话时，暴雨般的掌声响彻会堂……

　　包括陈佳洱在内的5000余名全国科学大会代表热泪盈眶，哽咽不能语。

　　邓小平，这个与科学家息息相通的“后勤部长”为知识分子正名，在当时却被有些人看作是胆大妄为，被认为是“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在起草科学大会文件时还有人反对，主张继续坚持“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

　　邓小平坚持了他提出的原稿。

　　吴明瑜说，其实，邓小平早在科教座谈会就强调了“科技工作者是劳动者”，这是他一贯的思想。

　　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说，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要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人才。

　　“科学大会是改弦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而在此之前，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大都以知识分子为对象。”吴明瑜认为。

　　人民大会堂的春光，让中国千千万万的科研工作者获得了精神上的浴火重生，让知识分子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解放思想、解放人才、解放科技生产力的号角吹响！知识分子，不再是需要“团结、教育、改造”的异己分子，而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依靠的中坚力量。

　　“如果说毛泽东发现了工人农民，而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则是邓小平发现了人才。”王通讯所说的人才，指的是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力资源；而其所指的“发现人才”，是指作为一个引领国家民族，走繁荣富强的政治家，把人才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来倚重，“邓小平确是第一次，也是第一人”。 

　　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仅深知中国，而且深知世界。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曾设想：假如法国突然损失了自己的50名优秀物理学家，50名优秀化学家，50名优秀数学家，50名优秀诗人……法国马上就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

　　曾在法兰西勤工俭学的邓小平，自然对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世界财富创造主体的变化了然于心。

　　而美利坚在1956年，以专门人才为主体的“白领”人数就超过了“蓝领”。这种历史的变化，不能不影响一个政治家的思维，去寻找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力量。

　　邓小平复出后，提出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目标有了，依靠什么力量去实现？如果按照以前的旧思路，就容易做出“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政治决断。

　　然而邓小平的论证逻辑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一生产力的活的载体是谁呢？是人才。

　　今天听起来，这些观点已成为深入人心的共识，但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是振聋发聩的黄钟大吕。

　　业以才兴

　　从2001年开始，每年盛夏，美丽的北戴河都会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中既有著名院士专家，也有优秀科技工作者和教师，还有工人技师、“土专家”和“田秀才”……他们虽然来自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但有个共同的称号：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人才。

　　这些来自各条战线的数百位专家，是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到这里休假的。之后北戴河专家休假制度成为惯例。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8月，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见专家时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

　　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是什么？人才。

　　发展和解放科技生产力的开拓者和主力军是什么？知识分子和科技人才。

　　作为一个有着高级科技人才背景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深深懂得“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才是最关键，最根本的因素”，“当今世界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是知识总量、人才素质和科技实力的竞争”。

　　相对于物资资源而言,人力资源特别是人才资源是最活跃、可再生的资源。

　　“美国强大不在于资源的转化能力，而在于控制资源流向的能力，其核心就在于人。”科技部政策与法规司司长梅永红的这句话，概括的正是20世纪90年代后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  

　　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把人才问题作为执政兴国的重大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现代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提升脑力劳动者的比例来代替原有的生产要素。

　　而一份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1998》报告也佐证了这个观点。若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经济增长表明，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不到30%，而知识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则发挥了主导作用。

　　“宇宙一地球，藏煤炭藏石油，越开发越少；人脑两半球，藏知识藏智慧，越开发越多。”此话虽通俗直白，但要真正理解并付诸实践决非朝夕之功。

　　我国对人的认识，就经历了从人手论到人脑论的不断深化过程。以前是人手论，人有一双手，人多手多，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后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就是人脑论，人的智慧和才能，才是发挥人手多优势的关键，也是解开因人口和人手多引发困境的钥匙。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才会有“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人才是最宝贵最重要的资源”等判断；党才会把人才资源开发作为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并提出“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在全社会贯彻。

　　国以才强

　　2004年12月27日，中国科学院孙鸿烈研究员、时任同济大学校长的万钢教授走进了中南海怀仁堂。

　　他们的身份是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主讲人。讲座由胡锦涛主持，主题是“面向2020年的中国科技发展道路”。

　　在这次学习中，胡锦涛指出，必须认清形势，居安思危，奋起直追。

　　居安思危，“危”从何来？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正在分阶段实现，国民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国家经济实力跃居世界前几位。然而，“8亿件衬衣换1架飞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加工厂等深层次问题却日益浮出水面。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站在历史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新一届党中央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

　　“古往今来的科技创新实践都表明，创新型科技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明者、新学科的创建者，是科技新突破、发展新途径的引领者和开拓者，是国家发展的宝贵战略资源。”

　　胡锦涛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对创新型科技人才这一定义，覆盖了科技的创造、发明、创建、引领和开拓五个方面。他说，我们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把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作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举措，加紧建设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

　　不妨把目光扫描一下近几年世界各国争夺人才的战略：美国出台《加强21世纪美国竞争立法》，其核心就是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人才；德国颁布新移民法，实施“赢取大脑”工程；日本出台《外国科技人员招聘制度》等法规，为利用外国研究人员“开绿灯”……

　　回顾世界各个国家的强国之路，有靠海盗抢劫实现原始财富积累而崛起；有靠工业革命、对外掠夺而称霸世界。进入新世纪之后，各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的道路：人才强国！ 

　　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人才，成为国家梦寐以求的强国之宝；而争夺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更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

　　2003年12月19日，在党和国家历史上第一次专门的人才工作会议上，胡锦涛阐述了科学人才观的内涵，会议对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全面部署，提出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把我国由人口资源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的根本任务。

　　之后，党的十七大通过的新党章，首次把人才强国战略写入其中。至此，人才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与可持续发展战略已经并列上升为我国发展的“三大战略”。

　　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技发展为了人，发展科技依靠人。

　　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去重新认识我国的人才观和人才强国战略，这表明我国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也追求着人才发展的“绿色GDP”，也着力向人才结构的塔尖——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聚焦。

　　60年来，从“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到“建设宏大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从“两个尊重”到“四个尊重”，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到“科学的人才观”……党的人才思想与时俱进，科技第一生产力，在不断地解放，科技人才的创新潜能也在不断释放。

　　第二章

　　培养使用：重拳向哪里发力

　　齐国丞相管仲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共和国60年求索“树人”之计，可圈可点。——题记  

　　为了学习，出去；为了祖国，回来

　　“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该回去……” 

　　这是数学家华罗庚于1950年2月的归国途中，给中国全体留美学生写的一封公开信。那些激情澎湃的话语，在年轻科学家们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共鸣。

　　28年后，也就是1978年末，怀着同样的科技报国志向，52名中国年轻学者，身着国家统一配发的服装，拎着统一配发的皮箱，从北京出发，辗转前往美国。

　　那一刻，关闭了十余年的留学之门在“文革”后重新开启。 

　　这是恢复高考后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又一重大举措。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促成了1977年中国恢复停止十年之久的高考。当年570万人走上考场，一代青年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留学之门的打开，给了青年人的成长、成才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天空，我国人才培养和使用也因此融入国际科技交流的洪流。

　　“当时这并非没有争议，人派出去，回不来怎么办？邓小平的决策体现了一种魄力。”梅永红说，中国改革开放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开放，更是人才的开放，让中国科技事业与国际平台对接。选派留学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一扇门户。

　　韦钰于1965年研究生毕业，是当时鲜有能够完整完成全部研究生培养过程的研究生，但“文革”让她浪费了10年大好光阴。当韦钰再次回到导师身边和研究室时，选拔出国人员的机会来了。将近不惑之年的她，从零开始冲击第二外语德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加入到首批公派留学生的行列。 

　　“1978年，给我一个春天。在我们面前开辟了那么大的前景，一辈子的愿望这时候能够实现了。”韦钰临出国前，看了一个有关周总理的展览，周总理怀抱“振兴中华”理想而东渡日本求学的经历，给她留下深刻印象。 

　　韦钰从德国回到母校东南大学创建医学与生物工程系，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和学科，并于1986年担任校长，后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

　　许多像韦钰一样的科研工作者，在经历“文革”创伤之后，更急于把浪费的光阴抢回来，把百废待兴的科技事业振兴起来……

　　与钱学森、钱三强等负笈欧美的老一代留学生不同，随着韦钰这批留学生的回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仅从1978年至1985年7年间，中国共派出公费留学人员20000人，其中理工科学生人数占85%。 

　　30年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按照“拓宽留学渠道、吸引人才回国、支持创新创业、鼓励为国服务”的要求，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 

　　30年后的今天，这群改革开放后踏出国门的学子，许多已成为中国科教管理部门的领导者、重大科学决策的参与者、著名科学家和高技术研发的领军人物，带动了相关学科的快速提升。例如，中国科学院面向海外人才实施的“百人计划”，其中25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85人成长为研究所领导。

　　敞开国门，海纳百川。正是培养与引进并重，才造就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紧追国际前沿的科技人才队伍。

　　流动，方能激活一池春水

　　80年代初，一场“星期日工程师”的风波吹皱了一池春水。上海、武汉等地的工程师，集中在星期天浩浩荡荡出城下乡，为企业提供服务。

　　1982年，王通讯曾作为落实党的知识分子中央工作组来到河北。当地一名科技人员帮助乡镇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刚带上红花回来，马上就被戴上了手铐。

　　“当时，即便是提出人才流动，人才市场，都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王通讯回忆说。

　　人才工作如果是盘死棋，科技创新的活水从何而来？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计划经济体制下科技发展体系暴露的深层次问题也日益凸显，科技与经济的“两张皮”现象更是突出。

　　技术创造活跃和难有用武之间的矛盾，固守本职拿死工资的尴尬和业余兼职靠技术挣外快的爽气之间的反差，让他们看到了希望，也承担着风险。

　　1981年，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在担任上海奉贤县钱桥镇橡胶厂业余技术顾问时，开发出新产品救活了企业，却因接受该企业付予的3400元酬金被以涉嫌受贿罪起诉，还被抄了家。这在全国并非个案。

　　1983年国家出台了《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若干规定》，开始鼓励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禁锢被彻底打破，一切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干了！

　　科技体制改革大刀阔斧，动真格是在1985年。这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拉开了我国科技体制全面改革的序幕。《决定》提出要“改革科学技术人员管理制度，造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良好局面”。

　　这一时期，国家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一设立，开放技术市场，建立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重要举措开始实施。在这些措施的引导下，一大批以王选、柳传志、倪光南等为代表的科技人员下海创业，投入到经济建设主战场，民营科技企业、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迅速发展起来。

　　1986年，国务院颁布《关于促进科技人员合理流动的通知》，鼓励科技人员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国家科委在1988年出台《关于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若干问题意见》，规范和鼓励科技人员业务兼职，发挥才干。

　　科技人才业余兼职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人才跨地域流动从“小打小闹”变为“全面开花”。

　　从计划经济时代单纯的人事调配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整体性人才资源开发，从聘请“星期天工程师”到建设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队伍。截至目前，全国60%以上的事业单位实现全员聘任制，专业技术人员实行岗位聘用制度……打破身份、地域界限，专业技术人才实行柔性流动，一个有利于各类优秀人才全面发展、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正在形成。

　　从枯燥的统计数字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盛况：1991年，全国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比1985年翻了一番还要多；但科学研究专业技术人员仅仅增长1.79%，年均增长0.30%！

　　相比教育人员年均34.26%的速度，这个0.30%反映的正是公共科研机构研究人员受国家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政策引导的影响，大批科研人员下海创业的情形。

　　大工程大项目造就大人才

　　尽管“蛋生鸡，还是鸡生蛋”这个古老命题依然困扰着人类，但是，人与成果孰重孰轻，今天我们已经有了清晰的答案。

　　2006年初，《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前所未有地提出，规划实现的目标不仅要关注出成果，更要关注出人才。将“出人才”与“出成果”并重，把人才培养和使用作为评价规划实施效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我国科技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此后，国家为实施《规划纲要》又出台了配套政策，涉及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环境建设的就有40余项。

　　成果和人才从何而出？

　　最大的抓手和平台，就是国家的大项目、大工程。973、863等重大科技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出现，改变了我国的科研经费配置模式。由国家统一配置到科研单位改为直接下拨到课题组的项目竞争模式，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竞争和激励，也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人才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了最强劲的支撑合力。

　　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著名稀土专家徐光宪院士率领我国实现了从稀土资源大国到生产和应用大国的飞跃，大大提高了我国稀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他把在稀土领域申请国家计划的方式，称为人才培养的“接力式”支持。

　　在“六五”、“七五”、“八五”期间，科学基金的重大项目都有稀土的基础研究；“九五”开始，“973”项目设立了稀土功能材料的基础研究。徐光宪基于对稀土化学键、配位化学和物质结构等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发现了稀土溶剂萃取体系具有“恒定混合萃取比”基本规律，建立了具有普适性的串级萃取理论。当理论研究取得突破后，这时又获得了“863”等国家科研项目的支持，使其理论成果转化为生产实用技术，广泛应用到我国稀土分离工业，实现了产业化。

　　从实验室到走向市场，国家各类计划形成的“组合拳”，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试验放大模式，实现了设计参数到工业生产的“一步放大”，引导了我国稀土分离的科技和产业全面革新。

　　如果说国家计划、自然基金几十年的培养是涓涓细流、润物无声，那么，重大的大工程则是能够促进一个人、一个团队的快速成长的“练兵场”。

　　“我们建造了南京长江大桥,今后就没有造不了的大桥。”——原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的这句名言，正道出了大工程对人的培养作用。

　　冻土专家程国栋院士的学术成长就和青藏铁路密不可分。

　　青藏铁路近几十年来历经“三上两下”。1958年，青藏铁路开工建设，时修时停。1979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铺轨建设，1984年正式交付运营。但又到此再度“下马”，没有朝青藏高原腹地迈进一步。这其中，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经济实力不强是一个重要的限制因素，但更重要的是当时我国尚无法确定如何解决高原冻土地区的施工技术问题。  

　　青藏铁路不同于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冻土工程。它海拔高，平均高度超过4000米；冻土地带长，长达550多公里。加上高原年轻，构造运动频繁，具有地温高、厚度薄、热融发育等特点，对气温变化反应尤为敏感。如何解决冻土给建筑结构带来的威胁，一直是个世界性的技术难题。

　　在冰天雪地里，程国栋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青藏铁路东线工程地质调查。他在冻土科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以他姓氏命名的“程氏假说”，解决了国际冻土学界长期悬念，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多种冰缘和寒区水文现象。他的冻土三向地带性理论，指明了冻土随纬度、海拔和干燥度变化。1993年，程国栋因此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冻土专家”。

　　实践出真知，通过人才培养工程和重大项目的磨砺，一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成为各自领域的学科、专业带头人。

　　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到2007年，全国从事科技活动人员达454.4万人，是1991年的两倍。至今，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总量190万人年，居世界第二位。

　　伟大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伟大的事业也造就创新的人才。

　　创新寄寓“八九点钟的太阳”

　　“少年强则国强”，在二十世纪的开篇之年，梁启超写下了至今依然鼓舞人心的《少年中国说》。戊戌变法失败后，苦闷的梁启超寄希望于青年人，期待他们的积极进取能一扫清王朝的衰败腐朽，造就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

　　半个世纪过后，梁启超寄予厚望的年轻一代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而且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重大科技成果，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国力。

　　新中国的领导者们始终重视青年人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希望之际，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泽东在1957年访问苏联期间看望留学生代表时，深情寄予青年。

　　科技人才成长规律表明，处于创新活跃期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一般年龄在35-45岁之间。70年代末，由于面临着十年“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培养青年科学家就显得尤为紧迫。

　　为培养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缓解人才断层危机，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开始试点中青年人才基金。为促进高层次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吸引和鼓励海外优秀青年学者回国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带头人，我国在1994年设立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60万元人民币对于大多数现在回国的学人可能不算一个大数字，可对于当时我们这样的青年人来说，则是极为重要的起家费。”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所张旭研究员回忆起当时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的情景，称之为“关键时刻的关键性支持”。

　　1994年6月，在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张旭回到了第四军医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工作。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是：要进行有效的科研工作就必需要有一笔科研经费，但当时国内对科研的投入十分有限，经费从哪里来呢？

　　第二年，杰青基金60万的资助为张旭雪中送炭。1998年，他获得杰青基金40万元的继续支持，整个项目于2000年结题后，他又获得中科院对杰青基金获得者同额度的经费支持。

　　通过杰青基金的持续支持，他选择的两个研究项目都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并分别发表在著名期刊《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神经元》上。

　　“科技拔尖人才是经过创新实践锻炼，从大批青年科技人才中脱颖而出的。”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认为，必须尊重科技拔尖人才的成长规律。对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青年科技人员，应有针对性地进行扶持和培养。具体来说，对于在创新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优秀青年人才，中科院通过院长基金、职称破格晋升、支持其承担重大科技创新任务和新建研究单元等方式给予重点支持。对于具有较好发展潜质的青年科技人员，通过提供更多的竞争机会、必要的前期支持和出国衔接培养等方式，为其尽快成长创造条件。

　　进入90年代后，通过实施一系列人才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科技队伍人才断层的危机，但是学术技术带头人依然十分匮乏。

　　1994年，中科院开始实施“百人计划”，加强对海内外优秀青年人才的吸引和培养。

　　1998年，教育部启动了面向中青年学者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人们对航天科研团队的“少帅军团”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期望：承担载人航天和火箭发射等重大任务的总设计师和总指挥大多只有四十几岁，而作为航天一院最核心部门的总体设计部，近1000名成员，平均年龄仅有33岁。

　　目前我国已基本解决了“文革”造成了科技人才断代的矛盾，代际转移基本顺利完成。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第三章

　　评价激励：天平向哪里倾斜

　　遇到一个伯乐，是一匹好马的幸运。而好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则是科技工作者整体的福音。——题记  

　　催生“科技富翁”，推崇“科技明星”

　　“做实验—出论文—拿大奖—锁进抽屉”，这曾经是很多科研人员一直重复的“老故事”，海医科大讲师任军也不例外。

　　9年前，一条创新政策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这是一个被简称“18条”的政策。当初是上海专为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制定的。按照“18条”中科技人员参与技术要素分配的规定，任军获奖30万元。

　　这“第一桶金”，使他有了壮士断腕、下海创业的底气，也正是这30万元本金，成就了他今天资产过亿的新生源医药公司。

　　为了进一步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国家在1993年颁布《科技进步法》中规定，可以从实施科技成果新增留利中提取奖金，用于奖励在完成该项成果及转化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在股份制企业中可以将其折算为股份或出资比例。

　　为了破除科技成果转化在思想观念、政策导向、创业环境等方面的壁垒，1998年6月，上海发布了《上海市促进高新技术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这一文件当时被认为力度最大、透明度最高、可操作性最强，一下子开了全国几个先河：第一部促进成果转化的地方政府政策性文件；第一次在发布政策的同时，建立一个专门负责落实政策的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第一次鼓励科技人员参与技术要素分配……

　　1999年，任军的老师上海医科大学教授宋后燕第一个“吃螃蟹”。她的课题组因转让“注射用重组链激酶”成果，按照政策规定，获得304万元转让收益。宋教授一人就拿到120万元分红，成为“按技术要素分配第一人”，轰动了上海传遍了全国。

　　知识也可以成为资本，成果转化也能催生“科技富翁”。一种颠覆传统的新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人才激励、奖励制度进一步健全完善。

　　世纪之交，公众的目光再次被吸引到科学家身上。在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2000年，国家设立最高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五大政府奖。

　　刘东生，跟黄土打了50年交道，为了读懂黄土这部“天书”，他几乎走遍了每一寸有黄土的地方，并使中国在古全球变化研究领域中跻身世界前列；李振声，以“农民的儿子”自称，长期从事小麦与偃麦草远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无论是寒风萧瑟的早春时分，还是骄阳似火的盛夏时节，总能看到他埋头于田间地头的身影……

　　每年的科技奖励大会，像他们这样许多默默无闻的科学家、技术人员成为创新中国的骄傲。

　　2003年，新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对奖项设置再次调整，在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中增设了特等奖。加大对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特别重大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科学技术项目的奖励力度，赋予他们更高的荣誉。 

　　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从总书记手里接过的，不仅仅是500万元的物质奖励，不仅仅是最高荣誉称号，而是党中央对进行自主创新的科技工作者的重视和鼓励。这个仪式赋予全社会的意义在于，彰显科技的魅力与价值，倡导崇拜科技英雄的社会风气。

　　鼓励创新同时意味着宽容失败

　　北京昌平远郊，中关村生命科学园，一栋砖红色楼宇位于其中。由于人烟稀少，显得空旷宁静。

　　一个地处偏僻、组建4年的科研单位，却陆续涌现出国际顶尖水平的原创成果。这就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体制突破带来的创新效率。

　　作为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试验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选人评人的方式有点“另类”。

　　“别的单位招人唯职称、唯论文、唯出身，我们就看人，看潜力”，所长王晓东打趣道，“这里不论‘三围’，能当‘模特’的我们不一定要。”“选人没有框框，不在意是否从过名师，有好背景，只有一条标准——能不能干”，“评价不讲论文篇数，而看是否有前景。”

　　生科所采用国际同行的评价标准，由科学指导委员会每5年对实验室主任进行一次评审，生命所对自己研究人员没有量化的发表论文指标，更没有刻意强调杂志权重大小，标准只有一条：国际一流水平，达不到这一条者将被解聘。

　　“在这种体制下，做不好也难。”很多实验室主任如是评价。

　　鼓励创新同时意味着宽容失败。无线互联产业的创始人、美通公司总裁王维嘉在揭示“硅谷大赢的奥秘”中说：硅谷不惩罚失败，失败过的人反而受到重用；硅谷像个宽容的王国，接纳那些横冲直撞的“边际人”。

　　在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活动中，失败更是远远大于成功。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是数千年来，植根于民族血脉中的一种观念。自古以来，我们不会欣赏那些失败的“悲剧英雄”。

　　然而，在充满荆棘的科技发展道路上，宽容失败和鼓励创新其实同样重要。要做到这一点，离不开一个好的氛围，一个好的体制。

　　2006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并提出实施重大专项。

　　政府如何选定重大专项？

　　“科学决策、敢于决策、宽容失败。”这是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的答案。

　　“重大专项的项目选择和路径选择出现争论是难免的。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说过，科学进步的过程是多数人服从少数人的过程，一件新事物出现之后，意见不一致是经常的，反对的人占多数也是正常的。大家观点都取得一致之日，往往可能就是市场机遇和技术创新机遇消失之时。”徐冠华曾在多种场合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

　　2008年7月1日，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正式实施。其中，备受关注的一大亮点就是对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研项目的科技人员给予“宽容失败”，即不以成败论英雄。

　　修订后的科技进步法既强调科研诚信建设，又倡导宽容失败，从科技活动的规范和保护两个方面对科技人员的自主创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国家鼓励科学技术人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原始记录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科学技术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该项目的，给予宽容”。其中“给予宽容”既包括不影响项目的结题验收，也包括不影响对项目承担人员的评价、申报新的课题等。

　　对失败的宽容，体现出了国家的一种理性态度，而这种态度，也正是走向大国的开始。

　　“以前评成果，现在评人”

　　与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不同，中科院物理所是体制内科研单位中的“小岗村”。

　　1984年这里成功探索出了“课题组负责制”，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科研单位的“大锅饭”，充分调动起科研人员个体的积极性。这项制度在当年引起强烈反响，并逐步科研单位广泛采用。

　　20年后，这项制度在它的诞生地发生了重大变化。对科研人员“算工分”式的年度考核办法，在这里又被率先画上了句号。

　　2004年的一个煦暖的冬日，物理所召开了每年例行的课题组考核总结会。这一次与往年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取消了对课题组的评议打分，取消了A、B、C分组排名，取消了将评议结果与课题组成员第二年的收入水平和所里给予的经费支持强度的挂钩。甚至，也取消了以往对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各种奖励政策——简单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不再是所里很感兴趣的内容了。

　　当原有的这些考核取消之后，又该如何对科研人员的工作进行评价？

　　“以前是评成果，现在是评人”，物理所所长王玉鹏说：“我们用长效的、综合的、小同行的评价，通过真正的专家来评价一个科研人员的能力，评价他的工作进展。”

　　1999年，在海外工作了近8年薛其坤作为“百人计划”引进人才来到了物理所工作，在回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篇论文也没有发表，但是物理所没有给他任何压力。5年过去，薛其坤的成果一下子涌现出来，而且是顶尖的成果。2005年11月，42岁的薛其坤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在科学研究中，定量是更加科学的方法；但是，在评价科研人员时，定量未必一定是科学的方法。王玉鹏认为，对于一个机构来说，每年应该有几十篇高质量论文，代表机构的实力。但是对于科学家个体来说，“诺贝尔奖的成果，未必发表在最好的杂志上，诺贝尔奖获得者，未必论文就很多，而且也许反而比较少”。

　　评价方式的改变，并不能以今日之“是”来论定昨日之“非”。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把有限的科技资源用在最需要的项目和最适合的科技人才身上，采取评价手段选优，并监督和激励科技人才出成果。在当时的情况下，利用比较客观的指标进行评价。国家也颁布了《科技成果鉴定规程》等政策进行引导和规范。

　　改革开放之初，当论文和专利几乎是空白的时候，我们积极鼓励多发论文。当论文达到一定数量时候，又提倡高质量、有影响力的论文。对于像物理所这样，在2005年论文数量及影响力已经和国际著名研究机构达到同一个量级时，他们所追求的就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科学发现”。

　　物理所的经验是一个缩影。在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中，涌现出了许多宝贵的探索，正如白春礼所说：“建立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氛围，是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科研工作的重要条件，但同样也是一个长期、艰难的探索过程。”

　　从短期硬性考核到长效综合评价，从评价项目到评价人，从重物到重人，这是认识的飞跃，更是从量变引起的质变。虽然这条探索评价的道路任重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科研评价，这个“指挥棒”将更加符合科学规律、更加人性化。

　　差异管理，多元评价

　　科学创新不是种桃，规范化种植，一年熟一次。有的基础性研究需要几十年坐“冷板凳”，而有的应用研究则需要与市场迅速结合，否则没了保鲜度。

　　《中长期科技规划若干配套政策》就明确指出：“建立符合科技人才规律的多元化考核评价体系，对科学研究、科研管理、技术支持、行政管理等各类人员实行分类管理，建立不同领域、不同类型人才的评价体系，明确评价的指标和要素。”

　　“就如同在农业发展上有‘大包干’和‘家庭承包’模式，也有坚持‘大集体’方式的华西村和南街村模式一样。”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总工程师武夷山说。

　　作为《规划纲要》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研究专题组组长，方新对于高层次人才培养的认识一针见血：要根据不同类型人才成长规律。

　　2003年，科技部颁发《科学技术评价方法》，明确提出科技评价工作要按照“目标导向、分类实施、客观公正、注重实效”的要求进行，要“区分不同评价对象，明确各类评价目标，完善各类评价体系”等。

　　“我们在基础研究方面，就采取了从过去的完全竞争，到现在的长期稳定支持加上竞争这种结合的方式。我们还要拉长一些评估周期，使这些科研人员能够从容完成基础研究任务。”科技部部长万钢说：“但是在支持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结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根据各个阶段的特点采取适合于各个阶段规律的方法去支持。”

　　科技部等六部委共同推动的技术创新工程总体实施方案中就提出“建立健全有利于技术创新的评价、考核与激励机制”。

　　“其中，采取的一个做法就是‘完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内部分类考核’。对从事教学、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的不同工作进行分类评价，使上述各类人员具有同等地位。科技人员承担企业委托的研究项目与承担政府科技计划项目，在业绩考核中同等对待。”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李学勇说。

　　正在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已经显现出一些重要的变化：由高校和研究院所牵头的研发项目，要以向企业转移技术作为主要考核要求，看技术是否真正在企业落地，而不是SCI和EI；对由企业牵头的研发项目，要着重考核其成果应用及对产业链的辐射作用，要考察是真合作还是假合作，是不是“友情演出”。

　　差异管理，多元评价，正是中国科技界未来努力实践的方向之一。

　　2009年1月，《自然》的一篇报道在海外学术界引发了一场“中国热”,这家以高质量著称的国际学术期刊,罕见地以大篇幅报道了一条“时政消息”：中国瞄准海外高层次人才。

　　文章所指向的，就是“千人计划”。

　　更宽的眼界，更宽的思路，更宽的胸襟。“千人计划”的层次之高、去向之广、部署之周密，无不彰显出这个庞大计划的战略眼光和深远用意。

　　60年强国征程昂霄耸壑，60年才人辈出云兴霞蔚。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芸泉源。人才，是兴邦之泉源，也是强国之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