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记忆总是比幸福难忘，因为幸福往往总是从苦难开始。没想到在他刚刚上学的时候，父亲却因银行倒闭失业，举家南迁上海，半年中家里典当一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偏偏此时黄宛的父亲出走，全家便由母亲带领回到北京投亲，全靠母亲一人工作勤俭持家度日。是母亲，让他们姐弟四个在艰难的生活中上完了中学。

　　在经过了动荡与不安之后，黄宛懂得，如果不刻苦学习，就不会有出路。于是他发奋读书，一时声名鹊起，兄弟三人被人誉为“黄氏三雄”，他想学医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但此时不再只是想“受人尊重”，而是想做个医生既有益于社会，自己还能有个铁饭碗。

　　17岁那年，当黄宛中学毕业站在人生的分水岭上的时候，他收到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本来想上协和医学院，可看到母亲含辛茹苦的样子，想到协和是个贵族化学校，便被迫放弃了学医的念头，而上了学费较低的清华大学化学系攻读。同室学友林风见他学习很好，又听说他想学医，便告

　　诉他说，在协和只要成绩名列前茅，就能获得优厚的奖

　　学金或贷学金，足够学习费用。这个信息重燃了黄宛心底想当一名医生的希望之火。因此在1936年他便转到清华的生物系学习。

　　1938年20岁的黄宛终于收到了协和医学院的通知书和奖学金，圆了他从医的梦想。黄教授说：“进了协和以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从医的艰辛和不易，协和独特的教学方法、严谨的学风和注重实效与能力的严师，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后来在漫长的从医生涯中所形成的工作作风和工作习惯，无不与母校四年的教育有关。”在自己的勤奋和良师的教导下，黄宛无论是在撰写论文还是在临床基础方面，都

　　突飞猛进，每次考试都能得到导师的加分。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黄宛只得在上海的一家红十字会医院见习，这期间，他两次考上了赴美进修班，而且第二次连体验都过了，可却因为坚决拒签“赴美进修一年后必须在国民党军队服役四年”的条款而没有去成。直到1947年的秋天，在林可胜教授的帮助下，黄宛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医药援华会的奖金，终于赴美学习。

　　1947年10月，当黄宛踏上美国的土地，要到罗切思特医学院学习时，他的热情像疯狂生长的树叶。考虑到奖学金只有一年的时间，黄宛便一头扎进图书馆和实验室，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知识，他选择的目标是心脏内科学，主要是心电图、心脏 X线检查以及心导管技术血氧含量的测定技术。老人今天依旧思维清晰，笑对我们说：“那时我几乎没有在两点钟以前睡过，从未休过节假日。由于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直到今天。”一位教授曾不解地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勤奋？”他说：“我在这里的时间有限，这么多新的东西，不这样怎么会学会？”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那里的心电图还是陈旧的三个标准导联，于是在半年后又转入迈克瑞斯研究所，并且在两名特别赏识他才华的教授的推荐下，获得了当时最高额的奖学金。在美国，黄宛学会了心导管技术，学会了如何进入上腔静脉、右心房、右心室测压及抽血。由于他肯钻研，技术好，他还领导其他同学与进修生进行研究，并且耐心地一一进行指导，赢得了那些同行的尊敬。

　　1950年，当黄宛已学有所成时，强烈的爱国心在他心里激荡。面对人生过去遥远的回忆，黄宛说：“我当时总觉得教美国人没意思，看着他们围着自己转，心想，与其教给他们，为什么不回国教自己的学生呢？”于是，黄宛开始写信与协和联系。协和接到他的信后非常高兴和重视，立即给他发出了聘书。那时协和医院还没有心脏学科的带头人，因此迫切地希望他能回来工作。张孝骞主任亲自给他写信说：“你回来，祖国同样有你发展的地方！”

　　回来的路上有一个小插曲，船票本来是从芝加哥直达天津大沽口的，可由于太平洋沿岸许多港口不能停泊，十天的航程走了半个多月，船到台湾时，他不愿上岸，结果只有到香港下船，经汉口回到北京。

　　刚从废墟中站起的中国，还带着战争的创痕。诺大的协和医院，已根本不是他读书那时的样子，实验室和图书馆布满了灰尘，根本不能做心电图，更谈不上做心导管了。摆在黄宛面前的，是仅存的一台心电图机，而且还是1928年生产的仅供研究用的老式弦线性的，日本人占领协和后，把里面的零件破坏了，只保存着三支完整的弦线。

　　他刚刚回国的时候，全国的心电图技术几乎只是一张白纸，他明白了张主任催他回到协和的良苦用心。他和方圻教授一起，决心把心电导机恢复起来。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根仅有7μ m的导丝，要装在仅有1 mm的缝隙中间，没有过硬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是很难办到的，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他们终于装上了这根导线，恢复了心电图机。爱思考的黄宛在使用的过程中一直想，美国那时已用上十二个导联的心电图机了，自己能不能把它改造一下呢？他试着把从美国带回的导管，在三个导联旁边做了个盒子，试着把它改装成十二个导联的新机器，没想到竟然成功了。从此，协和不仅有心电图机，而且能做十二个导联的心电图。

　　从1951年开始，他就连续在内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介绍多导联心电图的诊断意义和使用方法，积累了大量的临床资料。看到全国那么多的心脏病人，他想到，仅协和能做这样的心电图是远远不行的，全国还要有一批掌握这方面技术的人才。于是，他决定举办全国性的学习班。因此，从这年的春天开始，他在全国各大医院招收学员，进行培训。并且要求他们回去后迅速担负起教员的任务，继续办好小班，做好心电图的普及工作。为了更好地普及，黄宛还以讲义为基础，拟定了第一版《临床心电图学》，这个版本曾九次印刷，广为传播，深受欢迎，被认为是心电图学的权威教材。随着医学的迅速发展，心电向量和心电生理技术的普及，心电图学的内容也在增多和更新，他及时地把最新的内容补写进此书，不断地推出新版，到黄教授78岁高龄时，他已推出了第五个版本，光这个版本便印了20多次，印数达百万余册。那些最早参加学习班的成员，如今在全国各地都已成了心血管领域特别是心电图学的老前辈，因此，他们把自己的老师亲切地称为“心电图学的泰斗”。

　　同样，我国在50年代初尚未开展右心导管的检查，黄宛又是白手起家，利用带回国内作示范用的两根6 F、7F导管，配制了血氧测定仪，成功地进行了我国第一例右心导管检查，并广泛地开展这项工作。

　　1956年，他又采用传授临床心电图技术一样的办法，招收全国的学员办小班开展教学，让他们掌握、推广和应用心导管技术，同时还在内科学杂志上介绍右心导管，把这些技术推向了全国，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60年代初，黄教授在临床高血压的研究中，发现青年患者的高血压是由于肾动脉狭窄，他便把多种当时不同命名的类似疾病综合，首次提出了“多发性大动脉炎”的概念，并在《心脏内科杂志》上用中文发表。

　　到了70年代，日本学者提出了此概念，并到国外进行讲授。当日本学者到阜外医院讲学时，中国同行便把黄宛的学术文章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才感到自己的研究落后于中国已经10年，便诚恳地接受了这一事实，承认了是中国人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的，因此他们把黄宛的文章列为首例。光阴荏苒，30年的漫长岁月像流水一般走了，珍珠是不会总被蒙上灰尘，卫生部的领导及同仁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黄宛补发了国家卫生部一等奖。

　　1966年的春天，黄宛跨入了解放军总医院（即301医院）的大门，这一干直到退休。按他自己的话说：“那时全国人民都在学习解放军，而部队医院是最直接为解放军官兵服务的，当时的革命热情使我感到，不是301非要我不可，而是我一定要到301,要在那里干一番事业。”

　　那时的301由于建院的时间不长，条件还不是很好。富有挑战精神的黄宛抱着不服输的劲头，在一部副主任兼心内科主任的职位上匆匆走马上任，可“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暴雨击破了他的梦想。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被上海二医大的革命派揪了出来，他为了逃避批斗便说自己的心脏有病，为了证实邱所说的情况，有关部门指示从301医院抽出医务骨干为邱会作系统检查身体，黄宛便是其中之一。在作了系统的检查之后，他以一个医生的良知，证实邱会作有病的理由并不成立。从此邱会作把他视为“眼中钉”，便安排亲信说黄宛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要批判。周总理知道这一情况后，趁越共书记胡志明来看病时，特地安排黄宛去玉泉山为胡保健。没过几天，黄宛又被邱的亲信骗了回来，准备批斗。但他们又忌惮总理，况且黄宛还在为毛主席的客人胡志明保健，只好把黄宛放了回来。胡志明身体好了走后，便是黄宛挨整恶梦的开始。从此每天清晨4点钟，他便被邱的亲信命令要好好收拾衣服，打扫卫生，护理病人，下午还得参加专门批判他的“专题会议”，晚上工作到12点左右。到小麦金黄时，他又被罚到郊区去割麦，其他人是三个割一垄，而黄宛必须一人割一垄……这样直到次年的2月，胡志明主席又患了心肌梗死，总理派黄宛到越南去为胡保健，他才从那场恶梦中摆脱出来。一直呆到胡志明逝世，他才带着越南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和最高级勋章等奖章回国。在总医院，黄宛还先后为邓颖超、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霍查、国家领导李先念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军队首长担任保健工作……

　　如今已83岁高龄在家安享晚年的黄宛，日常的爱好只是看看小说，而且只看英文版的原著，他特别喜欢小说的故事情节曲折，带有人情味。因为他本身便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人。

　　退休后的黄宛，赤子之心不改。他积极发挥自己的专长，开设英语学习班，义务教授英语，坚持了十多年。有时，他也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到美国与老朋友们相聚，共话人生。他与曾获过诺贝尔奖的李政道、杨振宁都是好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心得。采访时问起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黄宛谦虚地说：“他们两个人天分很高，而我自己的天分只能做到目前这样，达到了可能达到的范围”。

　　黄宛的夫人吴宁，曾是黄宛的学生。她目前是协和医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是一个特别谦虚的人，一直不肯接受我们的采访。可据我们所知，吴教授在心血管临床方面颇有建树，特别是在心律失常方面很有研究，目前仍工作在临床一线，还担任心血管病学分会的主任委员、中华医学心脏学会杂志的副主编。她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尽管如此，两个人却配合默契，在黄宛的眼里，吴教授是一个聪明而又努力的好医生，也是一个贤惠而又体贴的好妻子，反过来，吴教授认为黄宛很有才气，感情丰富，无论是对病人还是家人，都非常体贴，真诚实在，从不虚伪。吴教授还笑着对我们说：“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是倔，只要是认准的事情，一定要做，而且一定要把它做好。”当我们问起老年的他们有什么爱好与愿望，吴教授快人快语：“他除了看小说没什么其它的爱好。而我呢，除了工作之外的事情，都喜欢；至于愿望，我没有什么愿望，大家和和气气地在一起工作和生活，就可以了。”她还说了一句颇让我们深思的话来：“没有什么东西时才有愿望，一切都有了还有什么愿望？”当我们的摄影师要为她照一张相时，她却像个害羞的小女孩，用双手捂住眼，把脸紧贴着墙壁连连说：“不照了，不照了！”那一刻，我们看到了年轻；那一刻，我们也看到了幸福曾是如何的在这个家庭洋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