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大夫，您怎么没带口罩？不怕我们传染您啊？”

　　“你传染个试试，现在你们想传染我，也没那个本事喽。”

　　在协和医院发烧门诊前的一片不大的空地上，6个SARS康复者就像一家人一样亲热地围坐在一张小圆桌旁。从那健康的肤色和入时的打扮上，你很难将他们与SARS联系在一起。穿白大褂的魏大夫坦然地坐在人群中，和康复者们亲密地交谈着，笑声不时从他们中传出。

　　这一幕发生在协和医院最近组织的康复者集体晤谈会上。

　　“我还是愿意回到医院”

　　康复者们谈论最多的是当时住院时的种种情景，置身其中，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兴奋和冲动，而感受更多的却是一份对生命的珍爱。

　　“我还是愿意回到医院，和大家呆在一起，多开心啊！我们单位就我一个SARS，和他们在一起没有兴奋点。”确实，SARS康复者的经历是很特殊的，按照一种调侃的说法，得SARS跟中大奖的概率差不多，而谈论这样一种特殊的事件时，他们是有发言权的。

　　“我现在还老回想起住院时睡不着觉的情景，看着周围的病友，盯着天花板想，这满屋的病人，估计SARS病毒都得像满天的星星一样散布在天花板上。”这是一个经历了SARS全部病症的重症患者，在她无力下床，甚至不愿动一动头而只能盯着病房的天花板时做出的联想。人都向往美好，但在此时还能把令人避之惟恐不及的SARS和美丽的星空联系在一起，这只有热爱生命而又在心灵中充满了阳光的人才能做到。

　　“我高烧了16天，瘦得跟皮包骨似的，那天我起来了，你们都高兴地喊：下地了，下地了。我一回头，就看见了一张脸，圆的，那么大。”一位康复者对身旁的一位体格健壮，有着棱角分明的脸庞却又总是带着笑容的小伙子说。“我一顿吃两只烧鸡，脸能不大吗？药补不如食补，要不是我劝你吃饭，光靠那点滴，那激素，你能好得了？”重症患者第一次下床需要力量，需要勇气，同时还需要鼓励。病友间的相互鼓励和支持帮助，为康复者恢复健康提供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力量。这个重症患者是当时患病最早、病症最重的一个，她能恢复健康，并成为第一批出院的康复者本身就是奇迹，而奇迹的发生却与病友的劝说和鼓励有关。“一开始我就靠点滴维持着，身体很弱，自从病友劝我要吃饭后，不管有多难受，我每天都坚持吃，身体慢慢有劲了，感觉也越来越好。”

　　“想想现在真幸福，能自己做饭，能自己洗衣服，能自己照顾自己，那是我当时躺在病床上的奢望。”这些自许为大难不死的人，对幸福的期许却是那样的简单，也许只有历经磨难的人，才会真正懂得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恰恰是平时注意不到的最简单最朴素的东西。

　　“他们都管我叫小非”

　　让康复者出院回家上班，应当说至少医院已经认为他们的身体是康复了，但身体的康复并不意味着他们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与正常社会隔离的时间虽然很短，但重新回归社会，却需要勇气和耐心，甚至还要加上点运气。

　　“我回单位的第一天，我们同事就请我出去喝啤酒，我喝了一口说喝不了啦，有点头晕，他们就把我的酒倒进他们的杯子里分了。那一刹那，我就感觉到，阳光真灿烂，他们根本就没拿我当一个特殊的人来看，他们的行动告诉我，我不是患者，我是健康人，我很快就恢复成为从前的我了。”这个康复者是幸运的，从她脸上荡漾的笑容、流露出的得意表情以及其他康复者羡慕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出。

　　“我们单位是慢慢接受我的，一开始，人们远远地和我打招呼，过几天，就有胆大的走到跟前来与我说话，然后就有人与我握手，接触，我估计有人在旁边数日子，发现过了两个星期，和我接触的人没事，大家也就不怕我了。只是现在他们整天管我叫小非。”这个康复者回归社会的过程虽然有些一波三折，但终究是个圆满的结局。

　　“约我吃饭，我都推到秋天”

　　“我觉得自己特咯应人，觉得自己特脏，我们单位到现在也不让我去上班，家里的电话响了也不敢接，什么东西都不敢摸，用过的所有东西，都让家里人消毒。”这个康复者是痛苦的。

　　“我现在不会主动约人吃饭了，刚出院的时候，我的同学朋友同事都打电话来祝贺，我就约大家一起吃饭，他们的略微迟疑，我马上就意识到了。所以，现在任何人打电话来约我吃饭，我都推到秋天。”“我回家那天快到电梯时，就听见里面有人说快关电梯，我知道有人看见我了，不愿和我同乘一个电梯。从此，我就天天爬楼。”SARS康复者敏感是正常的心理现象，但如果因此而使他们逃避社会，则需要康复者与我们的社会换位思考。

　　“听说我康复回来了，我们单位有人就向领导建议不要让我回大院，还有人建议为我们家人配备专梯上下楼。”“我们单位还没让我上班呢，我打电话说回去拿一下东西，单位领导说，好吧，那你星期天没人的时候来吧。等星期天我到的时候，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同事还有一个护士在单位等着我，一进办公室，我觉得有点闷热，就去开窗户，跟着我的人就赶紧说，我来吧。等我走时要关灯锁门时，他们就说你别管了，我们还要喷过氧乙酸。”且不管这些做法是从什么角度出发，然而能否采取一些让人接受的变通方法或方式确实值得思索。

　　然而，康复者还有一个更大的而又绝不可触碰的心理创痛，那就是他（她）到底染了多少人？如果你看着一个因救治其他患者而不幸被SARS感染的护士泣不成声的样子，你的心也会为之颤抖。每当她想起战友为救护她而不幸染病献身时，她内疚，她痛苦，她的眼前总是浮现出战友的身影。此时她总是有一种痛不欲生的感觉。一个奋不顾身抢救她人的人，为着别人奋不顾身地抢救自己而痛苦。这种痛苦，有多少人能理解？

　　“本来在出院时我已经同意接受采访了，后来发现是电视记者，自己的形象要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又拒绝了。作为SARS康复者，我可以无所谓别人对我的歧视，但我不能让我健康而又无辜的孩子一生生活在阴影中，他需要阳光。”

　　康复者无奈的话语令人深思，我们需要阳光，需要快乐，阳光一族的康复者和他们的亲人也同样需要阳光，需要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