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突如其来的SARS，不仅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还应是一场特殊的考试———它使我们整个社会置于一场严峻、甚至残酷的考验之中。与以往其它的验证所不同的是，在SARS面前，你无所遮掩，无所粉饰，SARS的冷酷令它的承受者的品质袒露无余，从这点上说，SARS如果还有什么“正效应”的话，那就是让我们更清楚、更真切地看到我们自身在应对突发灾变时的能力、弊端和缺陷，进而思考诸如体制、机制、乃至民族性、文化等更深层的问题。如果我们能痛定思痛，且见诸改正行动，那么我们倒真有资格说一句那个老话：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刊发有关报道，希望能是这种反思的一个部分。
北京市的每日非典确诊病例终于降到了个位数，一个多月，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不禁要问，如果民众早一些知道准确的真实的信息，如果民众能够在正确的指导下早做防范，如果我们……一切又会怎样？这个问题，许多人在问，在想。尽管我们还没有渡过危险，痛定思痛仍嫌太早，但毕竟我们现在已有余裕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也应该想一想……
北京市的每日非典确诊病例终于降到了个位数，绷紧神经的北京人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个多月，我们经历了很多。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全民对于疾病与死亡的恐惧，我们经历了多少人从未料想过的震撼心灵的感动，我们还经历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相互体谅和支持、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的美好的感觉……但是，当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当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我们———如果民众早一些知道准确的真实的信息，如果我们———如果民众能够在正确的指导下早做防范，一切又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许多人在问，更多人的内心在问。尽管我们还没有度过危险，痛定思痛仍嫌太早，但毕竟我们现在已有余裕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也应该想一想。
如果民众早知道准确的信息，一切又会怎样？
作为一个从始到终一直在北京的记者，这个问题。我也在想。
短短的时间，京城缘何形成了数条传染链？
3月5日是北京接触到第一例输入性SARS患者的时间。那一天，全军最著名的传染病医院———302医院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转来的山西三位患者———27岁的于某和她的父母。在抢救这三位SARS病人期间，302医院前后有15位医务人员被感染。而收治病人在先的301医院也有数名医护人员被感染。
3月15日，北大附属人民医院急诊科收治了一名疑似SARS的李姓患者。这位年过70的患者是从香港探亲回家后发病的。3月17日，李某被转至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寻求中西医综合治疗。结果，这两所医院均发生大量的医护人员感染。
……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对SARS严重的传染性认识不足而防护不到位，医院成了北京SARS扩散的最先发源地。感染源逐渐向外扩展。中央财经大学金融系退休教授曹某在北大附属人民医院看病，随后感染SARS并不治身亡。之后包括曹教授本人的亲属、曹教授的儿媳妇的同事、曹家的邻居等在内形成了数条传染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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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把病毒带到北京的于某，以传染链的方式感染了几十个人，甚至使病毒传进了天津和内蒙古。而她自己也遭受了家破人亡之痛，父母先后抢救无效身亡。劫后余生的于某说，在那趟导致她染病的广东之行前，因听说广东省有非典型肺炎疫情也曾担心，但多方查询包括查阅报纸后得到的信息是：“都是传言，没那么严重”，“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危险”。以至于她心理上没有任何防范，只带了些板蓝根就出发了。
广东付出了代价，京城为何重蹈覆辙？
如果说，广东发生非典型肺炎是猝不及防，广东走过的暴发、抑制的过程是难以避免而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么在广州已经充分领教了非典的传染性、广州的医务人员与民众已经为这个人们尚不认识的疾病的强烈的传染性付出了沉重的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之后，在广州已经对这个疾病有了基本的认识，并且摸索出了尽量避免医务人员感染和疾病传播的有效方法之后，北京市再走暴发、抑制这样一条路，就是十分不应该的了。面对传染性极强的这样一种疾病，不仅于某没有得到警告，老百姓没有得到警告，甚至北京这些全国性的大医院似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警告。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这实在是一件让人太遗憾的事情。
北京的SARS病人在增加，对于如此烈性的传染病，每增加一个病人，就意味着存在一条新的传染链。但是民众仍然没有得到相应的警告。到了4月初，北京市的疫情已经十分严峻，从公开渠道发出的却仍是让人麻痹的消息。4月2日，原卫生部部长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再一次向民众保证，北京只发现几例输入性病例，疫情没有向社会扩散。
当我们现在反思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失误的两个关节点：如果我们在广东经历了非典型肺炎的暴发和抑制之后即在全国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则可能会使北京的疫情控制在最初。退一步说，即使我们当初疏忽了，但在北京的多家医院已经发生大面积的感染之后，我们能把真实的情况告知民众，然后政府与民众一起行动，全面采取措施，全民防控，我们仍然可以有更大的主动！在疫情如烈火蔓延的时候，每耽误一天时间，就意味着感染可能在以几何级数增长！而我们贻误了最初的战机。
“这次非典事件不仅要从体制、机制的层面上进行反思，而且也应当在深层的观念层面上进行反思。”中央党校战略室主任段培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它在人权观念方面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知情权也是生存权，属于基本人权的范畴。SARS病毒的突然袭击和生命的倒下，使人们痛彻地认识到，获取信息才能维持生存，了解信息是生存的基本条件，信息误导就是对生命的误导，必须从生命本体、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完整意义上理解信息获取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情权就是生存权。只有让公众知道实情，公众才会有更多的理智的选择，公众利益的损失才会减少到最小限度。”
一直到4月15日，政府公布的确诊数字还是37例。一部分人仍懵懵懂懂不知危险之所在，而这恰恰使疾病的传染大行其道。记者曾留意过那时乘公交车的人：乘坐地面公交车戴口罩的寥寥无几，乘坐地铁戴口罩的大约有1／3。而与此同时，各种各样的传言已经满天飞，更多的人因为莫辨真伪，不知道危险在哪里、有多大而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此时的北京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因为不能接触到真实的信息而使人的想象力有了更大的空间。人们每天能在手机上看到各种流言，人们每天能在电话里听到各种流言。恐惧的气氛在上升。人们开始奔向药店，许多药店的门口都排起了长龙。至21日，北京市售出的“非典方”就有500多万服。人们抢购中药、口罩、消毒液、体温计，抢购红霉素、阿齐霉素之类的抗生素，抢购据说能增强免疫力的牛初乳、蜂王浆、各种剂型的Vc等保健品，然后又奔向超市、商场抢购食品、蔬菜、日常用品……当时听说广州抢购风的时候北京人曾付之一笑。而现在，北京人也在惊恐之下不知所以了。
“通常，畅通的公共信息管道，特别是对突发事件的迅捷反应和真实报道，有利于疏导矛盾和冲突，有利于安定人心，从而有可能做到公民对政府行为的预期，也能争得广大社会成员对政府行为的配合与合作。”中央党校政治学室主任刘春教授接受记者的采访说，“反之，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受限，媒体和公众应知而未知，真实的信息就会被扭曲，造成人心惶惶，对政府不信任情绪会滋长，这些做法不利于安定人心，也对处理社会危机和突发事件造成人为的障碍。当今是信息社会，任何信息都不可能人为封闭。所以，过去‘家丑不可外扬’、以及僵化的不管任何事情都‘内紧外松’的观念和处置方式，必须改革。这些计划经济下的管理思维，是当今建立负责任的政府的障碍。”
“非典”带给我们的，为何绝不仅是损失？
许多人把4月20日看做北京迎战SARS的转折点。当日的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北京已经确诊的“非典”患者达339例，另外，还有疑似病例402人。这是老百姓第一次从正规渠道得知北京的疫情已经如此严重。面对国内外记者的争相提问，高强坦承，卫生部的工作“确实存在一些缺陷和薄弱环节。”就在当天晚上，新华社发布了消息：中共中央决定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职务。
从这一天开始，卫生部公布疫情由此前的5天公布一次改为每天公布一次，此后，北京确诊病例数平均以每天100多例的速度上升。
应该说，在信息由不透明到透明转换的开始，公众的恐惧情绪甚至更为强烈。过去虽然有比实情还要夸大的种种流言，但毕竟还在将信将疑之间。一时间，这么严重的疫情已经摆在面前！并且有人还在怀疑：这是否还是有水分的“通报”？也许实情还要严重得多？由于一度的信息不透明，公众对于政府已经有了怀疑的情绪。
但是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很快就以一系列积极而强有力的政策和措施稳定和控制了局面。坦承失误，吸取教训，全力迎战，政府的新的姿态和表现出的控制局势的能力迅速安定了民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作出重要批示，明确要求如实上报疫情，绝不允许缓报、瞒报、漏报。对因工作不力，不能准确掌握疫情或有意隐瞒疫情的，要严肃追究地方和部门负责人的责任。此时，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在严重疫情的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决心和高度负责的态度使北京市民的焦躁与恐惧的情绪开始缓解。而上下一心，群防群控的局面一旦形成，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立刻展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同舟共济，共渡难关”，在灾难面前，中华民族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迸发出了灿烂的光辉。
“虽然SARS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抗击SARS的这一段时间，是政府与民众之间合作的一次蜜月。”有人这样评价。从北京走过的历程可以看到，在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市民之间确实形成了坦诚相对、相互体谅、相互支持的良性循环。政府把每日的疫情、面临的困难、应该注意的事情、正在采取的行动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如实禀报；而不论是奔赴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的人们、还是被隔离的群众，民众也以自己的行动给予政府最大的支持和体谅。这是一种互动，是一种共振，其产生的能量，足以让任何困难却步。
在一场巨大的危机面前，民众的压力需要政府来吸纳和承担，反过来，政府面临的巨大的压力也需要由民众来共同分担。但是，如果人民连真实的情况都不了解，又怎样给政府予必要的支持和信任？又谈什么共渡难关？
SARS是一场灾难。但灾难往往能让人们认识和思考许多事情。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深刻的改革，这场灾难或许可以使我们举一反三？信息不透明给我们造成的损失绝不会是“一次性”的，它的危害不是从“非典”起，也不会至“非典”止。它不光是某些人的行为误差和观念偏离，它的根子在体制上，它包含着我们在改革中应该突破的观念。
“关于政务公开与公共信息透明问题，绝不能仅从政府运作的技术层面来理解和推动。”刘春教授说，“政府透明和政务公开，在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务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是评估和衡量政治民主发展程度的标尺。做不到公开，就难以保障政府活动的公正。所以，政府公务的透明度，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公共信息的公开对于国家的政治发展来说，具有重大的价值。”
“公共管理的透明需要制度作保障。”他进一步说，“实现政府的公正透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务信息公开首先是政府程序问题。但至今我国没有一部行政程序基本法。在传统的政府程序上，政府机关习惯于“黑箱操作”，公开性不够，信息不透明。政府行为的程序要件不严密。政府行为要发生效力，应当具备哪些步骤，采取何种形式，符合什么标准，缺乏严格的规定。”
政府最大的资源是民众的信任。“非典”给我们带来的绝不会仅仅是损失。在我们国家正在进行深刻的改革的当口，它也是一次暴露、一个警醒、一个推动、一个契机。从灾难中学到的东西往往是最深刻也是最难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