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记者在随后收到的一封信中，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科技组戈松雪参赞专门谈及他对SRAS传播的一些人文思考。他认为，现代信息社会里由SARS引起的资讯传染病可能更“猛”于SARS本身。记者以为，戈参赞站在一个身处海外、心系国内的外交官的独特视角，他的观点或许对我们不无裨益。

　　信中说，美国资讯分析与公共健康专家大卫•罗斯福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称，SARS其实是两个传染病例，一个浮在表面，一个未被很多人察觉。后者对社会、政治、经济产生的危害更为深远。资讯传染病毒通过特殊的传播媒介成功地把中国一个地区内的健康危机转化为全球社会与经济灾祸。数百万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反过来又让这场公共健康危机更难控制。

　　大卫•罗斯福在文章中把资讯传染病定义为：“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在全球迅速传播并放大的几件混杂着恐惧、猜测和谣言的事实，以与根源事实极不相称的方式影响到国家和国际经济、政治，甚至安全。”它伴随SARS疫情出现，通过网络和媒介载体传染病毒，制造全球恐慌，导致非理性行为，迷惑人们的视觉，直接冲击经济基础和政府运作。比如SARS虽然严重，但死亡率甚至低于每年因进食梗塞而死亡的美国人的数量（平均4700人），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的经济都面临着冲击，有人预测中国人民币甚至可能因此而贬值。一场有可能今年初就被控制住的健康危机，结果在百姓恐慌、社会猜疑和可信资讯严重缺乏中被迅速传播，通过网络、主流媒体、手机短讯和传真等现代化通讯手段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冲击力远远超过SARS病毒危害本身。一个教训是，中国的传染疾病和防疫专家还没有成为资讯专家，两者必须兼备。

　　资讯传染病并非在SARS疫情中首次发作，过去两年来伴随着美国反恐作战其实已经产生，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冲击有目共睹。这种现象在信息社会来临的今天变得更加复杂。既然资讯可以是病毒，知识就是最好的治愈方法。人们应该像面对一般传染疾病那样去对付资讯传染：找出恐慌的来源、传播途径、加速传播的方法、可能造成的后果等。这不等于控制资讯，而是有效管理每一个病毒突发，迅速向公众提供全面的事实情况，建立社会大众的信心。

　　专家们指出，当我们满怀热情地迎接信息社会到来的时候，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我们正置身在一场革命当中，它将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社会，也许比工业革命更具有戏剧性，因为它在空间、时间、速度、途径及相互连接的方式上都意味着政府必须找到新的办法，发挥新的作用来处理事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建设电子政务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为了节省经费、提高效率、把老套的服务通过自动化来给民众提供便利。政府的最终职责是保证公民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使其能够在这个环境中生息，繁荣，过上体面的生活。它知道什么时候组织社会力量，然后以勇气、远见、信心和智慧实施领导；还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放手，让公民和市场的力量去自己解决问题。当新的信息技术出现时，我们需要变得聪明一些，如果对新技术带来的剧变及其后果可能具有的破坏性估计不足，我们就是把头埋在了技术沙堆里了。信息社会需要懂技术的政治家和有政治头脑的科学家。

　　戈参赞在信的结尾处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不变的真理。技术对于政府来说，总是多多益善，对技术的投资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问题只会出现在错误的技术应用导向上。对于每一个政府来说，信息革命不是简单地唤起新的发明创造，而是要重新界定其作用、角色、优先考虑事项和工作方案，因为信息革命已经表现出是一场涉及每一个方面的革命，甚至包括那些远离其直接影响的领域。

　　戈参赞认为，只有充分地认识问题，才能因势利导，扬长避短，更好地解决问题。他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奋力拼搏，我们一定会在信息社会里向世界展现一个更伟大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