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历史的机遇，使新闻记者和公共卫生专家走到一起来了。”

　　“新闻记者与公共卫生专家，两者是当然的好朋友！”

　　“我们如何跟决策者、大众沟通？靠的是你们！”

　　7月12日上午，当风度翩翩的曾光站在“灾难与科普”高层论坛的讲坛上，激情满怀地说出这番话时，台下坐着的几位记者会意地鼓起了掌。这一天，这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演讲的题目是：《公共卫生报道需要专家型记者》。

　　“这两个群体产生了碰撞，我觉得挺好”

　　“这个演讲题目估计没有多少人会讲的。”曾光颇为自信地说。接着他便发问：公共卫生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能有这么多记者对它进行报道？

　　“实际上，公共卫生是一门生物医学和社会学科相结合而成的一门学科，它涉及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基础医学、社会学、卫生法学、伦理学、传媒学等许多方面，比如一个基础医学就包括很多东西。”

　　在曾光眼里，公共卫生专家主要是做这些事的：第一，他是监测疾病动态的；第二，他要评估疫情局势；第三，他要研究相关的科学技术方法；第四，他的主要产出是提供决策建议；第五，他还肩负传播科学知识的责任。

　　曾光说，公共卫生专家和各位记者朋友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要捍卫公众健康。“在SARS过程中，新闻记者与公共卫生专家这两个群体产生了碰撞，我觉得挺好。以前，中国的公共卫生不受重视，所以，新闻记者碰撞的是政治家，是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很少有人关注公共卫生问题，至少没这么多人关注公共卫生问题。”

　　“希望你们维护专家的本色”

　　尽管有了这么一个难得的碰撞，但是，公共卫生专家和记者之间是有鸿沟的。大家专业不同，相识太晚，可能有一些问题的发生。不过，这个鸿沟在曾光看来也是很容易跨越的。

　　“公共卫生专家对记者是有期望的。他希望你们干什么？第一条，希望你们维护专家的本色。专家说的东西你不要搞错了，搞错就麻烦了。第二，希望你们在报道他们所提供的相关知识时，更加的科普化，甚至更加条理化。第三，希望你们把我们的声音放大，放大一万倍、千万倍，甚至一亿倍。你们是专家、群众和决策者之间沟通的桥梁。是通过你们的介绍，决策者才了解这些专家。”

　　曾光说，为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平时就要做很多准备。其中一条是，公共卫生专家平常就要做好沟通，相互了解，相互信任。若没有这样的准备，突发事件来临时就会带来更多的问题。

　　曾光坦言，他很忙，但还是希望平时能够与记者朋友有较多的沟通，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危机。他也谈到了对媒体的一些遗憾：“在SARS正猖獗的时候，我对媒体说了很多话，并曾拿SARS和严重流感比———我指的是肺炎型流感———说这种严重流感的病死率高于SARS。可遗憾的是，有一家传媒在转述我的话时说得不准确，把我的话说成了‘流感的病死率高于SARS’，引起全国人民对我的‘声讨’。我当时就提出了抗议，那家媒体也发布了更正声明。但可惜的是，那个很短的声明被登在一个很不显眼的小地方，没什么人能看到。”

　　“你一定不是这样的新闻记者”

　　什么是一篇优秀的公共卫生报道？曾光说：要有一个好的选题；要至少采访一位权威的专家或决策者；要善于衬托；文字要信、达、雅（其中信是第一位的，专家的话应该准确）；要及时发表；与此同时，名刊物、名作者的效应要大得多。

　　他希望在座的记者：勤于思索；善于洞察群众和决策者的需求；善于感动被采访者；不仅会采访，也善于调查；注意专家对专家的评论；留心专家和受众的反馈；形成自己的风格和优势领域。而“一定不是这样的新闻记者”：毫厘之差，谬之千里（把人家的观点搞错了）；张冠李戴，令人尴尬；喜新厌旧，总没朋友；蜂拥而上，过分渲染；本位思维，缺乏谅解。他笑着举了一个例子：“有媒体曾刊登了一幅别人的照片，说那是我。结果我那位朋友开玩笑说我侵犯了他的肖像权，而我只好回敬说他侵犯了我的姓名权。”

　　在演讲接近尾声的时候，曾光还就SARS报道向记者提出了一些可以发挥的题目：为什么一开始战役如此被动？我们是靠什么打赢SARS的（是靠高科技吗）？对“预防为主”该有怎样的反思（长期以来，我们都说要预防为主。我们的言和行一致吗）？如果SARS再卷土重来，你会想象它是什么样子？它是否会迅速被人们打败？如何看待过度反应？

　　“最后，我还建议你们和我唱唱对台戏，写篇《新闻记者话公共卫生专家》。我今天‘话’了你们，你们服气吗？不妨也话话我们吧。我的演讲完了，再见！”（感谢熊卫民先生所作的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