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为充分发挥其生物医学工程技术优势，卫生装备研究所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完成了三类10余项非典防护装备科研攻关项目。其中4项列入全国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项目；4项列入总后卫生部紧急指令性计划；6项列入天津市抗非典应急攻关项目。

　　非常时期的非常决策

　　随着非典大面积流行，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被感染的人数居高不下，他们的安危，牵动着卫生装备研究所人的心。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职业敏感使他们认识到：启动非典防护装备科研攻关刻不容缓。

　　一系列超乎寻常的决策同步出台：先上项目再申请立项；研究、论证、试制同步进行；科研经费由所里全额垫支；科研力量和资源全所整合使用；所长王政、政委张凯亲自挂帅，各项目负责人向所党委立下军令状……所里自筹近200余万元的科研经费即刻划拨到位，10余项课题迅速展开。

　　这是他们科研进程的时间！4月22日各研究室接受防治非典攻关项目；4月28日4项防护装备建议案通过全国防治非典科技攻关组审查立项；5月8日3项主要防护装备样机向国家科技部和北京市领导汇报展示；5月6日立项装备原理样机和全套技术资料报送全国防治非典科技攻关组；5月13日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科技攻关组第一次召开新闻发布会，3项防护装备进入临床试用；5月14日三类9项防护装备参加天津市科技抗非典现场推动会。不到一个月，414台（套）防护装备紧急投入抗非一线试用。为抗击非典、保护医护人员健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常时期的非常速度

　　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决策和高效运作机制，抗击不曾相识的非典病毒更需依靠非常精湛的装备。

　　医护人员零距离为病人测量体温，既费时费力，又容易感染。年轻科研人员王南林和刘洋提出一个大胆设想：能不能研制一种不接触病员，又可同时监控病区病员体温的装备。设想很快得到所领导的支持。他们同宋振兴、石梅生等科研人员一起，经过5天埋头苦干，传染病员体温中央监测系统诞生，医护人员可通过中央电脑荧屏同时监控、记录和报告600米为半径区域内的1到1000个病员的体温。

　　陈世谦、吴太虎、刘圣军等13名科研人员，苦战10余天，成功地研制出具有智能控制、高效滤毒，重量只有5公斤，既能人抬又能随普通车辆运载的传染病员负压隔离舱。孙景工、祁建成、徐新喜、谭树林等15名科研人员，通宵达旦，传染病员负压救护车15天完成改装试制：驾驶员与病员室隔离，负压净化系统，可有效防止污染气体向车外扩散污染环境。

　　张西正、朱孟府、龚承元、苏建勇等同志，利用本所国家发明专利———荷电专利技术，研制成功传染病员运送隔离服和荷电防病毒口罩，各项指标均超过了最新颁布的国家标准。

　　非常时期的非常精神

　　不足百人的研究所，承担了10余项的科研攻关任务。大家没了上下班的概念，没了份内份外的界线，节假日也从他们的记忆中抹去。非常时期，大家只有全力以赴、快出成果的信念，挽救生命、分秒必争的斗志和赤诚奉献、忘我工作的非常精神。

　　今年65岁的龚承元教授患青光眼，医生多次告诫他不能熬夜，但他却全然不在意。科研进入攻关阶段，他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领导和同事们劝他，他总是说，年龄越大越要珍惜工作的机会。李若新、陈世谦、谢瑞民三位教授都已过了退休年龄，但他们在非常时期，以非常的行动延续着对党和人民的奉献。

　　近年来，研究所科研任务繁重，舍小家、顾大家、大家发展小家安的观念已深深植根于每个人的心灵。面对危难，这一精神再一次得到了升华。科研人员李瑞新正在河北老家休产假，接到攻关命令，二话没说，带着刚满月的孩子就回到了所里。杜振杰的孩子还未断奶，她像其他科研人员一样日夜奋战在实验室，只有在极度疲劳后休息时，心中才涌起对孩子的内疚……张彦军的爱人马上就要临产，他将妻子托付给远在山西的父母，自己全心全意战斗在攻关第一线。

　　5月份以来，随着新装备运用于一线，更严峻的考验也随之而来。他们不仅要对医护人员进行新装备使用培训，而且新装备的效能如何？需要怎样改进？这些都需要科研人员深入一线去亲自考察。面对可能被感染的危险，科研人员没有丝毫畏惧。

　　当新装备配发到北京302、佑安和中日友好三家医院后，62岁的陈世谦高工就主动请战，“我熟悉新装备让我去”。5月20日，陈高工带领年轻博士杨荆泉急赴北京对部分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战胜非典，最终要靠科学技术”。卫生装备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正在以自己的赤诚奉献，谱写着众志成城、依靠科学、战胜非典的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