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部研究中心于5月15日至20日在北京市进行了关于“非典”时期公众科技意识的调查。课题组成员从公众对国家防治“非典”的科技攻关活动的认知和评价,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及评价,公众掌握的防治“非典”知识情况,公众的恐慌心理和过度防护等多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社会分析与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调查数据最终表明,现代社会人在生活态度、心理应急能力、信息获取需求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本期我们摘编了调查研究报告的部分社会焦点问题,以飨读者。———编者
疫情发展,科技信息,预防方法,政府政策……你最关注什么?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手机短信互联网……你从哪里获取信息?专家,政府,小道消息……你信谁?且看——
内容提要:通过对科技部研究中心“非典”时期公众科技意识调查研究的数据分析,本文主要介绍了非典时期北京居民在信息需求、传播与评价方面的特征。研究发现,不同人群,尤其是不同教育程度和年龄的人群在“非典”期间的信息需求、信息传播、信息评价方面存在不同的特点,表现出现代社会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需求的巨大差异。
科技部研究中心“非典”社会影响应急研究小组通过对“非典”时期公众科技意识调查研究的数据分析,总结出了“非典”时期北京居民在信息需求、传播与评价方面的特征。
人们最关注什么?
公众对信息的需求是紧紧围绕其切身利益的,与自身没有直接关系的和专业性的信息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
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人们难免会惊慌失措,无所适从。此时,对信息的了解和对整个形势的把握是稳定人心的关键。公众不仅希望得到信息,更希望得到有用的信息。在纷繁芜杂的信息中,哪些是人们所关注的,是人们真正希望得到的?在了解公众的信息需求的基础上,政府的信息传播工作才能有所侧重,有的放矢。研究中心调查了北京居民对疫情发展、科技信息、公众的心理反应、政府政策4方面信息的关注程度,其中科技信息细分为4个不同的侧面分别询问,包括病理学原理(如病毒类型、分子结构)、疫苗或药物的研制进展、防治方法和病毒的传播途径(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公众对于政府的政策措施、病毒传播途径和疫情发展情况最关注,因为这些信息与公众的生活、对形势的判断以及预防行为密切相关。对公众的心理与反应和病理学原理表示关注的人明显减少,因为公众的心理与反应并不直接影响被访者的生活。病理学原理虽然对科学研究有重要意义,但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专业性太强,这方面的信息并不能给他们的实际生活带来帮助,因此对其表示关注的人数最少。就科技信息而言,虽然公众表现出了较高的关注度,但他们更关注有实际意义的信息(病毒的传播途径和防治方法),对实际生活没有帮助的信息他们的兴趣不大。
人们怎么得到信息?
80%以上(图1)的被访者认为广播电视是他们最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
图1 北京居民最重要的信息渠道
在各种咨询手段发达的今天,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多种多样。尤其在“非典”时期,各种有关“非典”的信息充斥着各种信息媒体。人们在这个时期的信息活动可以集中反映不同群体在信息获取方式和能力上的差别。传统信息传播渠道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新兴的现代信息工具对年轻人和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有重要意义。
在调查中他们重点考察了6类信息传播渠道:广播、电视,书报杂志,互联网,手机短信,宣传材料(如海报等)和口头消息。99.0%的被访者从广播电视中获得过有关“非典”的信息(表2),显示了广播电视作为宣传工具的强大覆盖力。书报杂志、宣传材料和口头消息在被访人群中的覆盖率也都在四分之三以上。由于广播电视、书报杂志、宣传材料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政府宣传工具发挥作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非典”时期政府宣传工作的力度相当大,各种宣传渠道都积极发挥着信息传递的作用。
与传统信息传播渠道相比,互联网和手机短信在信息覆盖力上远远落后。各有不到半数的被访者从这两种渠道中获得过与“非典”有关的信息(表2)。然而,如果考虑到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仅仅在近几年才兴起,并且使用互联网和手机的成本要比使用传统信息渠道更高(包括硬件成本:计算机和手机,以及信息传递的费用:上网费和信息发送费),其覆盖率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经很惊人了。在选择对被访者最重要的信息渠道时,选择互联网人数仅次于选择广播电视的人数。虽然从绝对数上看,只有10%的被访者认为互联网是他们最重要的信息渠道,但作为新兴媒体的互联网在“非典”这一非常时期的媒体大竞争中已经展现出巨大力量,将报刊杂志(7.5%)抛在了后面(图1)。
作为新兴高科技信息传播渠道,互联网和手机对年轻人和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使用互联网获得“非典”信息的人口比例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而增加,随着年龄的上升而减少。尤其在大学本科和硕士以上的教育程度中,使用互联网的人口分别占其总人口的81.1%和96.2%(图2)。人们所从事的职业和是否使用互联网也有关系。家庭妇女、离退休人员和个体工商业者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比例最低(8.7%,15.2%,25.0%)。这也是和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偏大的特点联系在一起的。与这种情况对应的是,学生、公司职员、企业管理人员和公务员使用互联网的比例都超过了70%。
图2 教育程度与使用互联网的关系
在现代信息渠道对年轻人和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影响不断扩张的同时,传统信息传播渠道对他们的吸引力却在下降。选择广播电视为最重要的信息渠道的人口比例随教育程度的上升和年龄的减小而减少,其中硕士以上教育程度的人中,只有一半的人认为广播电视是他们“非典”时期最重要的信息渠道。
更高的教育程度不仅有利于掌握最新的信息传播渠道,随着人们教育程度的上升,使用信息渠道的个数也增加。使用过表2中6种信息渠道的人口比例在由小学到硕士的人口群体中依次逐渐上升,由4.2%增加到40.4%。
调查人员从及时、通俗易懂、一致性和信息的全面性4个方面询问了被访者对政府宣传工作的评价。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政府宣传工作做到了及时和通俗易懂,大部分人认为获得的各种信息是一致的,但是仍有约一半的人认为信息不够全面。
认为政府提供的信息不够全面的人口比例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年龄的减小而增加。硕士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中有78.8%的被访者认为政府宣传工作中提供的信息不够全面,在小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中这一比例只有26.4%,在其它教育程度的人口中,持这一看法的人口比例都不到总人口的一半。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随着教育程度的升高,人们从多种渠道获取信息的能力也相应提高。认为政府提供的信息不够全面,恰恰反应了随着人们获取信息能力的提高,视野的扩展,对信息的要求也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现有的政府信息宣传已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
人们相信什么信息?
对专家/科学家和政府信息的信任度高,对非正式的小道消息和亲朋好友信息的信任度低。
年轻人和教育程度高的人对专家/科学家和政府的信任度相对较低。
70%以上的被访者表示对从专家/科学家得到的“非典”信息是完全可信的,远远高于对其它信息来源的信任度。可见,在“非典”时期,人们对于专家/科学家有特殊的信任。此时充分利用专家/科学家的身份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工作能起到更好的效果。对从政府官员处得到的“非典”信息也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完全可信。对非正式的小道消息和从亲朋好友处得到的信息的可信度最低(分别为0.8%和14.5%),说明在危机时刻,大多数北京居民仍然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图3)。
图3北京居民对不同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尽管专家/科学家和政府作为信息来源有较高的可信度,但在年轻人和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中他们的可信程度比在其它人群中更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小学及以下人群中,认为政府官员信息完全可信的人达到81.90%,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一比例也显著下降。在硕士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群中,认为政府官员的信息完全可信的人只占这一群体的26.9%,教育程度与对专家/科学家的信任度也有类似关系。同样,越年轻的人群对专家/科学家和政府的信任度越低。
结论与建议
1.在进行宣传工作时(尤其是科技相关的宣传工作时),应该突出信息的实用性,多向公众宣传一些能够学以致用、切实发挥作用的信息。对于专业性较强的信息宣传,应该注意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重点使公众了解学习这些知识对他们生活的意义。
2.在使用不同信息渠道向公众传播信息时,需要牢固掌握传统的信息渠道,如广播电视。事实证明广播电视在目前的信息传播中占有绝对优势。然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渠道也在发挥它们的作用,它们对年轻人和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的影响尤其明显。因此,在政府的宣传工作中切不可忽略它们的作用。
3.在进行宣传工作时,应该充分发挥专家/科学家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提高在教育程度较高和年轻人中的政府官员的可信度还有相当大的空间,这将是政府今后的工作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4.在宣传的内容,尤其是信息的全面性方面还有待加强。
调查报告执笔人:马缨、何光喜、王奋宇 本报记者 刘莉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