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罩，你戴了没有？商场里，大街上……你都在哪儿戴？体温计，消毒液，提高免疫力的药品……你都准备啦？发“高烧”，去医院，找社区，打120急救电话……你会怎么办？人们恐慌的时候，你有安全感吗？且看——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实证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北京市民在“非典”期间的防护意识、防护行为以及行为倾向特点，主要关注防护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防护不当、过度恐慌等问题。文章着重分析了可能存在上述问题的群体特征，以期寻找出相关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尽管自“非典”爆发以来，我国科学家通过艰苦的工作，在“非典”的发病机理、预防方法、传染途径和治疗手段等各个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科研进展，同时通过多种方式的科技宣传活动将这些成果传达给公众。但公众对这些科学知识的掌握程度如何？这必须通过对公众相关防护知识和行为倾向的测量才能得到了解。
最基本的防护措施你掌握了吗？
据科技部研究中心“非典”社会影响应急研究小组的调查结果显示，总体来说，北京市公众对“非典”采取了较好的防护措施，行为倾向比较理性；但防护不当行为以及潜在的恐慌问题仍然存在。
研究者们发现，绝大多数（90％以上）家庭配备了口罩、体温计和消毒液等基本防护物品；此外，还有接近七成（69％）的家庭有用以提高免疫力的药品。见表1：
这表明大多数家庭都配置了基本的防护物品，缺乏基本防护物品的公众仅占很小比例。但在有些相比较而言更“奢侈”些的防护物品方面，譬如提高免疫力的药品，存在群体上的明显差异。有些群体，如具有本市户口、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职业为公务员（含公检法工作人员）、工作单位是党政机关的公众，相对于其它群体而言更有可能得到提高免疫力的药品。数据表明，这种差异是比较显著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了各种变量后，是否配备前述药品与个人收入水平并没有显著关系。而在很大程度上与被访者所在的工作单位性质不同相关（文化程度、户口、职业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此相关）。事实上，调查数据显示，此次“非典”期间，单位在分配相关防护物品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35.6％的被访者曾从所在工作单位获得过提高免疫力的药品。需要指出的是，提高免疫力的药品对于防护“非典”的效果尚无定论，大多单位是将该类药品以福利的形式发放的。但上述发现仍给人们提供了强烈的启示，即当前我国城市社会中仍以单位体制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主导模式，其缺陷就是有可能导致公共服务覆盖面的盲区。这一发现提醒人们，公共政策应当更加关注那些单位体制覆盖之外的群体，公共政策服务体系应超越单位体制所可能带来的社会资源差异性分配。
口罩你真的会戴了吗？
在“非典”爆发的初期，大街上到处可见戴着口罩的市民。而根据专家的意见，只有在人群密集和空气不流通的地方，戴口罩才是必要的。从本次调查结果看，大多数公众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如何科学地使用口罩保护自己。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调查发现，公众的回答有一定群体差异。这首先表现在教育水平的差异上。从统计结果看，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者对何种场合应戴口罩似乎认识不够准确。因此，在做防护知识的宣传工作时，更应注意针对低教育群体的宣传，知识宣传工作也应更加通俗易懂。见表2：
其次，不同职业的人群在戴口罩问题上也表现出显著的不同特点。其中，“学生”中认为在“大街上”也应该戴口罩的比例远较其他职业的人为高。这可能是由于在“非典”时期，学校、家长乃至全社会对青年学生的健康特别关心所致。但这种关心如果超过合理限度却有可能会给他们造成不必要的压力。这提醒人们在进行科普宣传时应考虑青年学生们的心理特点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工作。
另外，“个体经营及自由职业者”以及“下岗失业人员”似乎对必要的防护工作重视不够。他们中间认为在“商场里”应该戴口罩的人的比例低于其他职业者。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单位，无法从单位获得相关信息的缘故。工作单位在本次防治“非典”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如何对那些没有单位的人提供相关的信息和服务，是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见表3：
发“高烧”了，你会怎么办？
发“高烧”是“非典”最显著的症状之一，广大医护工作者在实践中总结出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策略，是有效遏制“非典”病情蔓延，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的宝贵经验。在实践这一策略时，公众的积极配合尤其重要。平时常见的发烧在“非典”时期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在发现自己“高烧”后及时去医院就诊或同有关单位（如120急救电话，所
在单位，所在社区等）联系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表现。那么，北京的公众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正确遵循这一程序？假如你真的发“高烧”的话，你会怎么办？
调查数据显示，多数公众（88％）面对“高烧”懂得正确的处理程序。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12％的被访者并不采取以上任何措施。虽然他们所占人口比例不高，但在“非典”这一特殊时期，仍是防治工作的一大隐患。
这12％究竟是谁？调查发现他们具有以下的人群特征：
从年龄上看，不采取有效措施的人口比例在老年人口中最低，在以中年人口为主体的45－55岁及35－44岁的人群中最高。对这一结果的可能解释是老年人对自己的健康问题更为关注，在身体不适时更倾向于积极主动地就医。而中年人群由于普遍的身体健康状况较好，同时由于工作的压力，就医的机会成本较老年人口更高，因此发现“高烧”后立即采取有效措施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从文化程度上来看，正确处理率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文化程度越低，越有可能采取不正确的处理方式。
这说明，对于上述采取正确措施比例相对较低的特定群体（如中年、低文化程度），还应当强化宣传，以杜绝潜在的危险。
你感到安全吗？
对“安全”的需要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只有在社会成员具有较高的安全感时，社会才能稳定运转。而在突发社会事件中，人们的安全感会受到严重威胁。
本次调查对“非典”期间北京公众的整体社会安全感进行了考察，调查发现，总体上说，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非典”对公众的安全感并未造成太大威胁
（当然应当注意到，此次调查的时间已处于“非典”蔓延高峰的尾期，估计人们的安全感在高峰初期，如4月中下旬，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但在此次研究中缺少当时的数字。按照社会心理学的一般解释，即使在外部刺激量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一刺激的不安全感往往会随着刺激的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减弱），九成以上的公众（92.2％）认为生活在北京是“比较安全”或很安全的。从社会心理上来说，这的确是个好现象。
在对安全感的进一步分析中调查发现，人群间的安全感差异与他们对相关信息的把握和信心有较大关系。也就是说，个人对与“非典”相关的信息关注程度越高，其安全感也越高。
由表4可见，人们的安全感与他们对信息的关注度显著相关。在对信息关注度最低的一组人群中，只有28.8％的人认为北京很安全，随着人们对信息关注度的上升，认为北京很安全的人口比例上升到了50％左右。对信息的关注程度近似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的了解程度。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的焦虑和不安情绪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息的不确定性，对信息的了解和事态的把握有利于保持安定平和的心情。这一发现告诉人们，消除公众恐慌的有效办法就是在尽可能提供充足信息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公众对信息的关注和了解程度。
结论与建议
（1）在“非典”基本防护物品的配备方面，北京市公众的落实情况总体而言较好。但由于城市中主要采用单位制的管理方式，存在一些没有被工作单位覆盖的社会群体，成为防治过程中的“相对弱势”群体。对这些群体，政府应当考虑通过其它组织渠道给予特别扶持。
（2）在佩戴口罩的问题上，部分群体（如低文化程度群体、无单位人员、青少年学生等）中防护过度和防护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这说明防护知识宣传仍有盲点。针对这些特定群体，宜根据其各自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
（3）多数公众面对“高烧”已经能够采取正确应对措施，但仍有一成以上的公众存在隐患，尤其是正值中年、身负养家责任的人和低文化水平者。针对前者，应当加强宣传并以切实的政策（尽量减少其去医院就诊的机会成本）引导；针对后者，应当加大信息宣传力度，尤其是知识宣传的通俗性。
（4）通过安全感与其它因素的相关分析，发现了与公众距离相对“遥远”的科研活动对于公众的安全感有强烈影响；同时，公众对相关信息的关注程度也显著影响其安全感。因此，建议在积极推进科研进程的同时，向公众加大宣传科研活动的最新进展，以增强公众的信心与满意度，并进而减轻社会恐慌心理。
调查报告执笔人：赵延东、何光喜、马缨 本报记者 向杰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