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提到我们的科技创造力低，首先埋怨的就是投入不够。我认为，硬环境的创造，比如投资、设备、基础设施建设等，是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但绝不是充分条件。更重要的是软环境的建设。

    我们都知道，美国获得的诺贝尔奖是最多的，这与它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与它的软环境有很大关系。但美国模式也不能简单地复制，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德国，在一战后最困难的时期，形成了量子力学。二战后，有影响的犹太籍科学家都已离开，德国分裂成东德和西德，经济被摧毁，国家面临空前困难。德国科学界在很差的条件下，一方面不断争取政府增加投入，一方面团结德国科学家，一步一个脚印地坚持创新。在那里，你很少看到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近年来，德国人获得的诺贝尔奖也逐渐多了起来。

    回顾"两弹一星"的研究，那时候团队精神和学术民主的氛围都很好。当时，我们完全是针对问题本身展开各种讨论甚至争论，根本没有等级和身份方面的顾虑和限制。大家都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想法，希望自己的想法被大家讨论，早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这种情况很难看到了，反倒经常出现两种不开放的情况：一是缺乏学术民主的氛围，往往是院士或领导一讲话，就再没有人敢讲话了；二是实行不必要的封锁，大家都生怕自己的想法被别人知道了。

    事实上，要完成重大课题的研究，就需要很多学科的专家共同参与。"两弹一星"是这样，刚刚发射的"嫦娥一号"也是这样。但现在，部门之间、学科之间的协作和交流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激烈的争论。而当年我们没有上下级之分，也没有说谁是教授谁是刚毕业的学生，大家都可以大胆提出自己的想法，进行争论。

    以前我们总是抓住复杂问题中的某一方面进行强调，但很多东西强调过头，就会走到反面去了。比如说，在很长时间内，我们的很多奖励都给了集体，但强调集体过头了，就扼杀了个人的积极性；后来我们又只奖励个人，只突出个人的成就，这就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影响：在需要形成强大的科研团队时，不利于凝聚一大批人，去解决复杂的科研难题，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会考虑自己在团队中的位置，能不能得奖。如果不在得奖之列，就很可能失去参与这件事的积极性。其实，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也存在，也有可借鉴例子和解决办法，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奖给了一位个人（戈尔）和一个集体（IPCC），这可不可以供我们参考呢？

                                                                                            （据《南方周末》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