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王永志有许多过人之处”

    也许国防科工委和航天部的领导们看中的正是王永志这种博大的胸怀、超人的胆识和过人的才干，经过综合考评，打算将大总师这一重担搁在他的肩上。但为慎重起见，1992年的一天，领导还是专门来到钱学森家，就谁当大总师一事，征求钱学森的意见。

    钱学森第一次接触王永志，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而真正“认识”王永志，则是1964年。1964年夏天，中国在酒泉基地发射“东风2号”导弹，那天戈壁滩气温高达40多摄氏度，导弹加注燃料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装入导弹的燃料温度越升越高，最后出现了严重的“气化”问题。若不及时补救，将影响导弹的射程，致使导弹无法达到预定目标。

    指挥部当即召开紧急会议，专家们谈了不少补救方案，都不合适。于是指挥部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当时还是个小小中尉军官的王永志也被“扩大”进了会议。当他听到不少专家都在说，要再补充燃料，加大火箭的推力，提高火箭的射程时，他再也坐不住了，突然站起来说道，不能加大燃料！我认为应该泄出一些燃料，才能提高推力，加大射程。王永志话一出口，语惊四座。有人当即反驳说，你是在开玩笑吧？谁都知道，只有加大燃料才能增强推力，如果再减少燃料，导弹的射程岂不更近了吗？结果，不少人反对。

    钱学森得知此事后，从北京匆匆赶到发射场。当晚，王永志敲开了钱学森的房门，将自己的补救方案大胆向钱老详细阐述了一遍。钱学森听了后，说，有道理，我看行！接着便在第二天的会上力排众议，对王永志大胆的逆向思维给予肯定。但总师对这个方案还是有些担心，迟迟不肯签字。现场总指挥、军委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只好出来说话了，我看还是打吧，如果成功了，算你们的，失败了，算在我的头上，我向中央作检查！总师这才签下了自己的大名。最后发射圆满成功。王永志这个名字也因此“留”在了钱学森的脑海里。

    钱学森第二次“认识”王永志，是7年后的1971年。1971年9月10日，中国在酒泉基地发射第一枚洲际运载火箭。但当火箭已经竖在了发射架上，并开始进行加注时，气象部门突然预报说，一股强冷空气正在东移，在未来3天时间里，发射场上空将会低云密布。于是指挥部下令立即停止加注，紧急商议对策。

    本来，这枚洲际导弹早在1965年中央专门委员会就定了要搞，一直拖到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才正式启动。不幸的是，作为这枚导弹总设计师的屠守锷由于总是受到各种批判，难以正常工作，军管会便让根正苗红的王永志负责导弹的总体设计工作。洲际导弹总装完成后，要进行全弹试车，但唯一的一个试车台上海方面已经占用。在此情况下，王永志提出了一个方案：不试全弹，只对导弹的二级进行试验。这无疑是一个大胆而又冒险的方案，如果可行的话，就无需使用试车台，只在郊区一个试验站就能进行。这一方案一经抛出，顿时招来一片反对声。可这一方案却得到钱学森的支持。结果，不仅二级导弹试车成功，还把时间提前了整整11个月。可万万没想到，就在导弹即将启运发射场时，一位领导却不同意。他说，这枚导弹测试的次数太多了，就像一个人一样，已经老了，经受不住折腾了，就别打了吧！后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导弹才运往发射场。可导弹在做最后一次检查时，钱学森却从北京专门写来一封信，说这枚火箭质量不是很稳定，如果实在不行，就别打了。王永志非常为难。最后他经过与专家们的反复论证，认为火箭可以发射！于是他没有听从钱学森的意见，让发射工作继续往下进行。

    可没想到，火箭发射在即，气象又出现问题！

    经过冷静分析，王永志认为，虽然低层云团会给发射带来影响，甚至有可能潜在一定的风险，依然可以发射。理由是，这枚导弹实在太老了，主要仪器已经到了寿限。如果现在推迟发射，就要泄出燃料，重新加注一次，而导弹以及相关的设备仪器又得重新检测折腾一次，风险反而更大。因此，他力主按时发射！

    结果，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震惊世界。几年后，在航天部的一次会上，当讨论到谁当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时，钱学森说了一句，我建议由王永志当总师。于是，1978年，王永志出任洲际导弹的总设计师，成为中国第二代火箭的领军人物。

    因此，当国防科工委领导就载人航天工程的总师问题征求钱学森的意见时，钱学森很坦诚地说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王永志这人有许多过人之处，他的思维常常与众不同，很有自己的见解，年轻时就崭露头角，我看由他当总师，比较合适。

    1992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王永志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两年后，又经当时的军委主席江泽民亲自批准，62岁的王永志从航天部紧急调入国防科工委，直接授予少将军衔。在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上，授予将军军衔的科学家有两位，一位是留学美国的钱学森，一位就是留学苏联的王永志。如果说钱学森是中国第一代科学家成功者的典范，王永志则是中国第二代科学家成功者的代表。

    然而，在1992年那个冷风萧瑟的秋季，刚刚走马上任的王永志日子并不好过。他告诉我说，他不仅深感压力重重，而且还多少有些紧张与不安。尽管中国当时已经掌握了大推力火箭和返回式卫星技术，但就载人航天而言，残酷的现实与紧迫的时间，并没有给他以按部就班的从容和傲视群雄的自信；要在国内设计和制造水平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几乎一切从零起步，做出一艘能够跨越国际40年发展历程的飞船，他深感困惑与茫然。因为载人航天工程是天字号的国家工程，庞大复杂，盘根错节，千头万绪，各种问题如一座座山头般堆放在面前。比如，工程总体技术方案如何设计？飞船怎么造？火箭如何搞？航天员怎么弄？发射场如何定点？数千个单位怎样协调？几十万人马怎样调动？等等。

    王永志说，载人航天工程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出任总师后，我的压力很大。

    如今，王永志终于实现了他的第三个愿望。（李鸣生）

（转自：“载人航天工程的‘大总师’王永志和他一生的三大愿望，《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