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元季

大凡从事科学研究而有成就者，必讲究“认真”二字，钱学森自不例外。但钱老的认真又带有他自己的独特个性：大事认真，小事也不马虎；对人认真，对己更认真；对疏者认真，对亲者也不讲情面，甚至拉下脸来认真，毫不给面子。而这，恐怕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我刚刚写了一篇“从《钱学森书信》看钱老的科学精神”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科学精神——认真。本文将专门讲一讲钱学森的认真精神。

大凡从事科学研究而有成就者，必讲究“认真”二字，钱学森自不例外。但钱老的认真又带有他自己的独特个性：大事认真，小事也不马虎；对人认真，对己更认真；对疏者认真，对亲者也不讲情面，甚至拉下脸来认真，毫不给面子。而这，恐怕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

大事上的认真

先说大事上的认真。

钱老一回国，就受命组建我国火箭导弹事业，他在这项事业的技术顶层工作长达26年。在国防科学技术领域，以及与国防科技有密切协作和配套关系的中国科学院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老一辈科技人员都深知钱学森的认真。凡是由他主持或有他参加的协调会或汇报会等等，大家都很紧张，并仔细做好会前的准备。如果你在会上让他听出一点纰漏，他会穷追不舍，给你提出一连串意想不到的问题。像他这种处于顶层的技术负责人，当然要思考和关注技术发展的方向、途径等重大问题。但技术的细节也往往决定试验的成败。所以在他几十年的《工作手册》中，你也会看到他详细记录着什么型号的某个电阻、电容不合格，某个螺钉螺帽有问题，什么材料不过关，尚缺多少元器件不齐套等等。对此，他都要一一过问，并责成有关人员具体落实解决。他的这种认真精神直接影响和教育了一代人或两代人。

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的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家栋同志回忆说：1966年，我国自行研制设计的“东风—3号”导弹运抵发射基地安装测试时，由于自己在北京导弹出厂前的一点疏忽，几个制导元件安装不上去。钱学森是现场技术负责人，于是立即向他汇报。钱老听后指示他，立即带工人师傅到总装测试间去排除故障，同时钱老自己也来到现场，察看故障排除情况。孙家栋说，这是一个十分细致而费时的活儿，他们从下午2点多钟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凌晨4点才把故障排除，整整干了十几个小时。而在这十几个小时的持续工作中，钱老一步也没离开现场。孙家栋曾多次劝钱老回去休息，并向他表示故障一定会顺利排除，请他放心。但钱老既不说话，也不离开，时而在厂房内走动，时而坐在旁边，看着他们排除故障。目睹这位年长的大科学家陪着他们熬夜，孙家栋心里难受极了，钱老这种无声的行动真比痛痛快快地批评他一顿还难受。孙家栋后来说，这件事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也可以说改变了他一生。从此以后，即便是一点小事情也要认真地办，绝不敢有丝毫马虎。这就是钱老为我们树立的榜样，给我们培养的作风。正是这种作风一代一代传下去，我国的航天事业才不断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钱学森的认真精神还体现在他退出一线领导职务以后，决不干预一线领导的工作，明确划清“在位”与“不在位”之间的界限。上世纪80年代初，在钱老的主动要求下，他退居二线，从此再不参加一线的任何会议。但有些工作或有的会议，大家仍希望他参加一下，以表示支持或引起上级的重视，但他都以“不在其位，不干其政”加以拒绝。一次，航天部的一个会议多次请他这位“老领导、老科学家”参加，他都让我拒之门外。后来，航天部想了个办法，让他的老朋友，且又与他是邻居的庄逢甘到家里去请他。庄深知钱老的脾气，怕直接去他家也吃闭门羹，便故意装着在下班时间与钱老在门口“偶然”相遇。看见钱老从车上下来，庄立即走上前去搭话，说：“钱老呀，您知不知道人家对您有反映？”一听这话钱老便停下脚步问：“什么反映？”庄答：“说您架子大，请不动。”钱老立刻明白他是来当说客的，而且用的是“激将法”。钱老说：“你别激我，激也没用。他们说我架子大，我就是架子大。”庄逢甘的这一手在钱老面前碰了个硬钉子。

我国“神舟号”载人飞船的总设计师王永志，是钱老退下来时推荐的技术负责人之一。他担任“神舟号”总师以后，一次在航天大院散步时遇到钱老，他说：“钱老，我没您那么大的学问和威望，您把我推到这个位置我很困难，有些事情要向您汇报，请求您的指导和帮助。”钱老一听这话马上说：“我认为今天有您这位‘王大总师’足够了，没必要找一个退下来的人汇报。”钱老对“在位”与“不在位”分得是清清楚楚的。

刚刚出版的钱老书信集可以说是他这种认真精神的集中体现。

科研上的认真

钱学森刚回国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当时他就立下一条规矩：凡别人给力学所写信，说明人家瞧得起我们，都要认真回答。可以说，这条规矩钱老认认真真地执行了一辈子。从《钱学森书信》你会看到，年壮时他身上的担子那么繁重，也抽空答复各方来信；年近九旬以后他写字那么困难，仍抖抖颤颤指点年轻人。他这种认真态度大概在科技界也是罕见的。

科学家做学问首先要讲究严谨。他在指导一些人写科学论文时曾反复强调：“写文章要老老实实，什么是清楚的，就说清楚；什么还不那么清楚，就说还有什么要待今后的研究搞清楚，不要吞吞吐吐。”“文章千古事，要仔细严肃”。论证的引文一定要引严肃的科学文献。他在批评一位青年学者的信中说：“您引用了许许多多点滴信息，固然一方面说明您很勤奋，不放过星零资料，但也看出您不够严肃，把一些发表在报纸副刊的、小消息式的、趣谈性质的东西也作为科学的资料。科学是不能随便戏谈的！”

科学论文的数值计算一定要十分精确。钱老在阅读别人寄来的论文，答复这种来信时，甚至不厌其烦地重新计算一遍。他在1986年11月28日给任继周院士的信中，对任院士的论文十分赞赏，但又指出：“唯第1页的5.6%应为5.7%；58%应为57%。”任院士接到钱老的信后又重新换算一遍，结果证明钱老计算的数值果然准确无误。为此，任院士还在2006年专门撰文，盛赞钱老的认真精神。在《钱学森书信》中类似的信件大约有十几封。有的信件他不仅指出你计算的结果有误，而且将数学公式推导和计算的过程都一步一步列出，耐心地指导您明白错误的原因。他甚至在看到《人民画报》上刊登青海柴达木盆地的一种小型风力发电设备，说“有30千瓦，足够一户用电”云云时，便给一位搞风能的专家贺德馨写信，说：“我从图片估计风车叶片直径约1米，在9米/秒风速下，不过150瓦而已。《人民画报》的数字竟大了200倍！30千瓦一户也用不了。”后贺德馨回信，说钱老的估算数字是正确的，他已给《人民画报》写信，请他们更正。

在科学研究中，学科的定义是有严格界限的，不能含混不清。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戴念祖同志编了一部《中国近代物理学家论文选》，拟收入钱老早年的几篇论文，并来信说，他读了这几篇论文，被钱老在学术上的创新深深地打动。1988年11月7日钱老给戴念祖回信，说：“我在三四十年代搞的决不是近代物理学，而是应用力学，即技术科学。所以我们个人的感情不能算数，而应尊重科学门类的划分，严格地遵守！因此，我还是不同意把我的老旧货收入您主编的《中国近代物理学家论文选》，务恳您同意我的看法。”

钱老这种认真的学术精神，也反映在他对一些青年学者的爱护和指导上。有人写了一篇学术论文“物理学危机的产生及其实质”。钱老说：“文章说的‘物理学危机’实是早已过去的，不是当前的，所以似应加几个字说明，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危机的产生及其实质’，免得误解。”

钱老在书信中也很注意纠正一些青年或中年学者英文用词的不当。1983年他收到上海交通大学汪康懋教授寄来的论文“中国人口场和中观经济”。其中将“中观经济”一词翻译为“medium-economic”。钱老在回信中指出：“微观、中观和宏观的英文词头是micro-，mezzo-，macro-。所以‘中观经济’似应为mezzo-economic，而不是medium-eco鄄nomic”。有人将CatholicUniversity译为教会大学。钱老更正说，正确的翻译应是“天主教大学”。有人在文章中讲到苏联的科学技术革命时，将“科学技术革命”一词用英文缩写。钱老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宜用俄语，即HTP，不要用英语，以尊重其语言。”最能反映钱学森在英文翻译问题上的认真劲儿的，是他对“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英文译名的意见。他认为原译名“NationalResearchCenterforScienceandTechonolo鄄gyforDevelopment”英文文理不畅，建议改为“NationalResearchCenterforDevelop鄄mentbyScienceandTechonology”或“Na鄄tionalResearchCenterforDevelopmentPromotedbyScienceandTechonology”。当他为此给“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写信，反映他的意见时，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原来的译名是外国人翻译的。钱老一气之下，给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国务委员宋健院士写信，并说：“我们社会主义中国为什么不敢动外国人的错误？”

他对学术界的崇洋之风十分不满。为此，他在《书信》中多次无奈地感叹说：“我们现在办事，往往要靠洋大人。”而“洋大人”又怎么样呢？当他谈到一位英国皇家学会勋爵的某个学术观点时说：“洋人洋人，不过如此。”他在看到一个学术刊物的封面居然大字刊登：“热烈欢迎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女王伊丽沙白二世陛下和爱丁堡公爵殿下”的横幅标语时说：“把新闻报道搬到学术刊物来了，忘了1840年的事了吗？”

他对来信和所附论文中的一些细小问题也都一一指出，并加以纠正。有人写稀土元素，只写英文，不写中文。钱老回信指出：“稀土元素之汉语名称应该写出来，即镧La、铈Ce、镨Pr……”他不厌其烦地将所有稀土元素的汉语名称统统给论文作者列出来。有人在一篇电力论文中讲到某个设备“每小时耗电140千瓦”时，钱老纠正说：“耗电量的单位是‘千瓦时’，即通俗的‘度’。所以这句话应该是‘每小时耗电140度’。”有的青年学者将自己的论文谦称为“习作”，对此钱老不以为然，他回信说：“您们常说‘习作’，我以为写文艺作品也许可以用‘习作’来表示谦虚，不成熟，但讨论学术的文章不能用什么‘习作’来称呼，因为讨论学术是严肃的，写下的每一个字是要作者负责的，不管‘习作’不‘习作’！”

更为有趣的是，有人给他写信，却粗心大意把日期写错了。钱老回信说：“我于4月7日收到的信竟是您自己于4月29日写的，这使我吃惊！”有人在信中好心好意地附寄了一个贺年片，却什么字也没写。钱老回信说：“您寄来一个空白贺年片，我就利用它，填好寄回给您，向您贺春节吧！”

生活上的认真

钱老在科学问题上的这种认真劲儿必然会带入他的生活。他平时的为人处事也是这么认真，难怪许多人认为他脾气古怪，是个倔强老头。

钱老在日常生活中将“公”和“私”分得清清楚楚。他一生烟酒不沾，唯喜喝家乡的龙井茶。与他通信来往的人中，杭州人也不少，有时人家为了对他的指教表示答谢，送他一点茶叶，他回信说：“您给我带来家乡春茶，我十分感谢！但现在茶叶价高，如作为礼品送我，我实在不敢接受。如您答应作价交换，请用电话告涂秘书，我们再到尊寓去取，不然就请您留下自饮吧。”有时别人通过邮局把茶叶寄过来，他也通过邮局把钱汇过去，并附信说：“就是因为茶叶问题，所以到现在才复您信，十分抱歉！茶叶我不能不付钱，这是我自立的规矩，一直坚持，对您也不能例外。因此汇上400元，请收下，我感谢您的好意。”后来中央有了明文规定，他拒收礼品的理由就更充分了：“茶叶钱我必须奉还，此为中央规定，我必须执行。此事由我的秘书涂元季同志办理，请您不能客气。”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研究学问，同志间互相帮助是常理，不需要道谢，更不能送礼，那是封建陋习啊！”杭州出版单位找上门来要给他出书，他回信说：“我是杭州人，但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就是出书，杭州也不能优先。”

我们从钱老自立的另一个规矩中也可以看到他的认真劲儿。他说不题词，那就坚决不题，对谁也不例外。他的一位好友找上门来，想请他为一个活动题词。他说：“您要我题词使我为难，我是从来不干这种事的。如果这次我为您题了词，将会得罪千百曾请我题词而受拒的人。与其得罪大家，还是得罪您一个人吧，请恕。”有人知道他这个态度以后，便不直接找他，而是给他最敬重的聂荣臻元帅写信，请聂老帅转给他。他在收到聂帅转来的信以后表示：“老帅并没有命令我题词，而是请我酌定。我的酌定还是不题词。”他认真得连聂老帅的面子都不给。

他的一位老同学、老朋友的孩子要出国留学，想请他写封推荐信。他回信说：“此事我不宜插手。10年前我就给自己立了规矩：既不能从全国青年中掌握人才所在，那就不应从少数接触到的人中介绍留学。当年周恩来总理从不为他的亲友介绍职务，想亦此理。老兄对此定能理解，不用我多说了。”可以说，钱学森在这些问题上认真得“六亲不认”大概也不为过。

毛泽东主席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可是在今天，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在干部中，许多人都不讲认真了。每想到此不禁使人感到沮丧。好在中央早已注意到这种情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方针，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理念及八荣八耻道德观。如果我们认真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我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学术界的不正之风是会得到扼制的。让我们从我做起，把钱老当作一面镜子吧！（2007年8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