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元季 刘程 本报记者仇方迎

编者按 今年12月11日，欣逢著名科学家钱学森90华诞。我们向这位享誉国内外的科学家致以生日的祝贺。在新中国的建设史上，钱学森以其对中国火箭技术、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国防高科技的奠基性杰出贡献，为祖国国防现代化建设建立了卓越功勋，抒写了爱国主义和献身科学事业的辉煌篇章。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正在深入贯彻落实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为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主义精神、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本报从今天起推出“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系列报道。这组报道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钱学森归国前后》，第二部分是《钱学森与国防科技》，第三部分是《钱学森的军事理论与人才观》，以飨读者。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系列报道之一

钱学森归国前后

涂元季 刘程 本报记者仇方迎

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钱学森开始准备归国。他首先要求退出美国国防部空军科学咨询团，但直到1949年才得以实现。他兼任的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职务，也到1949年秋才得以辞去。

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美国芝加哥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研究员、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负责人葛庭燧（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写来的信。他在信中同时转来1949年5月14日曹日昌教授（中共党员，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写给钱学森的信，转达即将解放的祖国召唤他返回服务，领导新中国航空工业建设之切切深情。这时钱学森还看到周培源给林家翘的信，得知解放前夕解放军占据北京西郊的良好境况，也见到了在加州理工学院当研究生的罗沛霖（曾经以非党技术人员身份在延安工作过），罗认为钱学森回国为解放了的祖国服务的时候到了。钱学森遂加紧了回归祖国的准备，以实现多年的夙愿。他对妻子蒋英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正怀孕，行动不便，等孩子生下来，我这个学期的书刚好教完，那时我们就回祖国去。”

但情况却出现了意外。1950年6月，两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来到钱学森的办公室，指出钱学森30年代在加州理工学院时的几位朋友都是共产党员，而威因鲍姆家的聚会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小组会议。他们要求钱学森提供证据，指证威因鲍姆是共产党员。钱学森驳斥了这些指控。当年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这样写道：“钱学森说，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只能根据事实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或忠诚，这些模糊的事实无法确认一个人的忠诚或政治信仰，据此，他无法对别人进行臆测。”

钱学森的强硬态度使美国当局大为恼火。1950年7月，他们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钱学森当即决定以探亲为名回国，并订了飞往香港的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的机票，准备一去不返。蒋英则雇了一家包装公司，将他们的家具行李，特别是书籍和资料打包装箱，准备托运回国。

但是，美国国防部认为钱学森太有价值了，他们不能放他回共产党的中国。美国五角大楼（即国防部）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 D an A Kimbeel）在获知钱学森要离美回国以后，立即给司法部打电话说：“无论如何都不要让钱学森回国。他太有价值了，抵得上3 5个师的兵力。”

莫须有的罪名接踵而至：海关扣压了钱学森的所有行李，污蔑他企图携带“机密资料”出境，触犯了“出口控制法”，勒令他不准离境。尽管钱学森一再声明，所有带机密性质的东西都锁在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钥匙已交给克拉克·米尼肯（ C lark Millikan）。他带走的都是个人物品，他的笔记本、讲义手稿、公开资料等。所谓机密性质的蓝图和密码本，只不过是他手稿中的草图和对数表。但也无济于事，司法部还是签署了逮捕钱学森的命令。

1950年9月7日，听到敲门声，产后刚刚满月的蒋英抱着女儿永真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两个陌生的彪形大汉，口称要找钱学森。钱学森从书房出来，问什么事，他们向钱出示了逮捕令。于是钱学森转过身，用平静的口气对妻子说：“他们让我跟他们走。”蒋英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她给钱拿出洗漱用具，抱着哇哇哭叫的女儿，用愤怒的目光，看着丈夫被人抓走。

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听说钱学森被捕，感到极大的震惊。他们都不相信罗列在这位正直科学家头上的罪名，并冒着风险，向蒋英伸出援助之手。校长李·杜布里奇（ L ee DuBridge）去华盛顿为钱学森游说，弗兰克·马布尔让妻子奥拉·李·马布尔（ O ra Lee Marble）代蒋英在家照看孩子，而马布尔本人则开着车带蒋英去寻找愿为钱学森辩护的律师。朋友们很快打听到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一个叫特米诺岛（ T erminal Island）的联邦调查局的监狱里。

经加州理工学院朋友们的抗议和多方努力，15天后钱学森被保释出狱，赎金1万5千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与那时一般1千或2千美元的绑架案相比，钱学森案件可谓大案。他又是一位著名科学家，帮助他的朋友之中，多有社会名流。因此钱学森事件在当年曾引起美国社会不小的轰动，新闻媒介争相报道。蒋英后来说：“当时听说要价这么高的赎金，真把我吓坏了，幸亏朋友们热情地帮助，才把他救出来。”他们至今仍念念不忘如 W· R·西尔斯（ S ears）教授、 F·马布尔（ M arble）教授、 M·米尔斯（ M ills）、登肯·兰尼（ D uncan Rannie）等等在危难之中向他们提供的帮助和表示的真诚友情。

出狱后的钱学森仍无人身自由，在美国羁绊达5年之久。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根据麦卡锡法案，继续对他进行监视和跟踪。其间，联邦调查局和移民局为查清钱学森是否是共产党员，还多次举行所谓的“听证会”，对钱学森进行审讯。检察官在一连串例行提问以后，突然问钱学森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律师抗议说：“这个提问对澄清钱学森案没有直接的意义”。

但法官裁定：“抗议不成立。”

于是钱学森略作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所以我忠于对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说：“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检察官说：“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就是按照上面说的准则，决定我应忠心于谁。”

检察官再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还是颠覆美国政府？”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追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检察官又说：“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心的对象吗？”

钱学森回答说：“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

检察官狼狈不堪。美国新闻记者则在报纸上惊呼：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从一张海外华人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五·一”节的报道，其中有他们熟悉的陈叔通和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消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在《求是书院》读书和教书时就认识陈叔通，两家人可谓世交。这消息使他们十分激动。他们书写了给陈叔通的信，请求祖国帮助他们早日回国。

1955年6月的一天，钱学森和蒋英带着书信，来到一间小咖啡馆，钱学森在门外和特务纠缠，机敏的蒋英立即溜进咖啡馆，将给陈叔通的信夹在给比利时的妹妹蒋华的家书中，投进了邮筒。信寄往比利时，蒋华则将这封不同寻常的信平安地转寄到国内。陈叔通先生收到信的当天，就把它送到周恩来总理手中。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开始。周总理立即指示王炳南大使，以钱学森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和斗争。尽管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 U·艾里克西斯·约翰逊（ U．Alexis Johnson）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并不肯提供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和留学生的情况，但当王炳南大使拿出钱学森的信，并当场宣读以后，约翰逊哑口无言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才不得不允许钱学森离美回国。

这一天终于盼到了。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一家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加州理工学院及喷气推进实验室的朋友们赶到码头欢送他们。码头上挤满了送行的人群和采访的新闻记者。钱学森这一天心情很好，愿意回答记者的提问。记者们七嘴八舌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无非是他为什么会被关压；回国以后有什么打算等等。他不可能一一回答，便说：“我很高兴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我不打算再回美国，我已经被美国政府刻意地延误了我回祖国的时间，个中原因，建议你们去问美国当局。今后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听众们注意到，他特别加重了“尊严”（ d ignity）一词，这其中蕴含了多少内心的痛苦和磨乱！由于人群拥挤，一些朋友甚至无法走近他们作最后的道别，钱学森一家只好在甲板上向他们挥手致意。应记者要求，他们在甲板上照了相。钱学森西服革履，面带胜利的微笑；蒋英着长裙短衬，气质高雅；两个孩子都梳洗得干净整洁，十分可爱。

在1950年到1955年这一段争取回国的时间里，钱学森因受到特务监视，失去人身自由，社会活动和学术活动也很少参加。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教书和研究工作上，以坚强的毅力和非凡的才华，在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两个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1949年维纳（ N．Wiener）发表了《控制论》一书，其英文书名是《 C 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控制论，在动物和机械中的控制和通信问题》），开创了控制论这样一门新的学科。从维纳所起的书名便可以看出，控制论是关于既是机器中又是动物中的控制和通讯理论的一门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一个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定性性质以及整个系统的运动状态。由于维纳理论中并列包含了机器和动物，在一开始并未被科学界普遍接受。特别是前苏联哲学界的某些人，认为“控制论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哲学”。

钱学森基于自己在火箭技术方面的丰富知识和经验，迅速认识到维纳所创控制论的重要性。他很快便运用控制论的原理解决了一批喷气技术中的问题，诸如：火箭喷管的传递涵数、远程火箭的自动导航以及火箭发动机燃烧的伺服稳定等问题。他还意识到，不仅在火箭技术领域，而且在整个工业界和工程技术的范围内，几乎到处都存在着被控制的系统或被操纵的系统；事实上有关系统控制的技术已经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因此很有必要用一种统观全局的方法，来充分了解和发挥上述导航技术和控制技术等新技术的潜在力量，以更广阔的眼界，用更系统的方法，来观察有关问题，不仅可以得到解决旧问题的更有效的新方法，并且可以揭示新的以前没有看到过的前景。于是，钱学森提出了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工程控制论。他首先于1953年底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开设了“工程控制论”的课程，接着于1954年出版了英文本《Engineering Cybernetics》（《工程控制论》）一书。这是一门技术科学。它和控制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工程控制论旨在讨论和研究在工程中（不包括生物！）实现自动控制与自动调节的理论，以及自动控制与调节系统的结构原理。该书的出版在世界科技界引起广泛注意，后被译成德、法、俄、中等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它一方面奠定了自动化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这一新的技术科学进一步研究和发展的方向。有趣的是，俄文版的发行，还为平息原苏联对《控制论》创始人 N·维纳的批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6年《工程控制论》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家一等奖”；1981年《工程控制论》（修订版，由宋健修订、增补）获“国家优秀科技著作奖”；1995年修订版又获“国家图书奖”；1997年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科技著作类）”二等奖。

物理力学的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取得成果的。1946年，钱学森将稀薄气体的物理、化学和力学特性结合起来研究，是先驱性的工作。1953年他正式提出物理力学概念，主张从物质的微观规律确定其宏观力学的特性，改变了过程只靠实验测定力学性质的方法，大大节约了人力物力，并开拓了高温高压流体力学的新领域。在此期间，钱学森发表了“液体特性”、“气体在高温高压下的热力学性质”、“关于谱线吸收系数的某些积分的计算”等数篇论文，并在加州理工学院开设了“物理力学”课程，编写了《物理力学讲义》。这一著作直到回国以后，才于1961年正式出版。

当钱学森在回国前夕同蒋英带着幼儿钱永刚、幼女钱永真向他的老师告别时，他将新近出版的《工程控制论》送给冯·卡门。这位年过古稀终生未娶的老教授，这时已感到生活的孤独。他觉得在钱学森最困难的时候他远在欧洲，未能对他的学生提供强有力的帮助，感到有些内疚。今见钱学森一家来向他辞别，显得有些伤感和激动。他迅速翻看了一下这部新著，两眼噙着泪花，饱含感情地说：“你现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我为你感到骄傲。”他和钱学森握过手，又吻别了两个孩子，拿出自己晚年的彩照，题写了“不久再见”几个字，并迅速签上他的名字，送给钱学森，表达他恋恋不舍之情。

钱学森后来回顾在美国的经历时说：“我从1935年去美国，1955年回国，在美国呆了20年。20年中，前三四年是学习，后十几年是工作，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日后回到祖国能为人民做点事。”

1955年10月8日清晨，经过二十几天的海上航行，略感疲倦的钱学森睁开双眼，隔着舷窗的玻璃，看到太平洋彼岸的巨大岩石渐渐影入眼帘：克里夫兰总统号正慢慢驶入香港。他一下子兴奋起来。钱学森后来写道：“我热切地望着窗外，经过这二十年漂泊在美国的岁月之后，现在我终于要回到家乡了。”而祖国和人民也热切地盼望着他的回归。为了钱学森和这一批中国学者及留学生的安全，中国政府通过设在香港的中国旅行社与香港当局联系，派驳船直接到海上去接钱学森等一行人，并把他们安全地送到九龙登岸。中国科学院派来的代表朱兆祥和广东省政府的有关人员在桥头迎接。

钱学森走到物理学家李正武、孙湘夫妇面前，伸出双手，高兴地说：“正武兄、孙湘妹，这下可回到祖国了！”他们长时间地互相握手、道贺。接下来办理入境手续。钱学森指着几个大木箱子对朱兆祥说：“这就是1950年被美国政府凭空诬陷为‘携带机密资料出境’的箱子。出于抗议和期待，这几个箱子5年来始终处于原封不动、待机启运的状态，现在它们也终于进了祖国的大门。”

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无微不至。中共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会见了钱学森，并安排他在广州参观访问。陶铸还讲到解放后中医事业的发展，令他印象深刻。他晚年在从事人体科学研究时，多次提到，关于中医问题，他过去一无所知，给他上第一课的是陶铸同志。

在朱兆祥的陪同下，钱学森一家于10月13日回到上海。74岁的老父钱均夫亲到车站迎接。他知道儿子喜欢绘画艺术，专门买了一套中国名画册送给他。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第一次见到孙儿孙女，十分欣慰。钱学森对上海的变化惊叹不已，新鲜事儿令他目不暇接。他在上海参观了母校交通大学，拜会了他的老师和朋友，并回杭州老家探亲以后，便又匆匆乘上火车，于10月28日抵达首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