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雷，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叶博士在中国负责贯彻基金会的宗旨，协助政府与社会团体处理一系列的全球健康问题。他支持着基金会在中国的主要项目的规划与发展，同时领导他的团队为资助的接受方提供技术与管理的协助。

    11月7日，第四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在清华大学举行。叶雷在主题发言中表示，社会上对艾滋病人的歧视是国内乃至世界的普遍问题，而消除公众的这种排挤、歧视情绪，也需要公益广告之外的更多宣传途径。

    叶雷：大家下午好，开始就艾滋病的问题做一个简单的建议和看法交流。不但在中国，在很多别的国家也是同样的问题，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现在一般人群老百姓甚至包括医务人员对艾滋病的认识很多方面还是不正确的，还是过分恐惧或者对感染的人过分歧视，这种情况下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实际不好做。过分歧视的话如果艾滋病干预最重要的两个方式，一个是被传播的机会降低，另外一个重要的策略现有已经不幸被感染的人能够有机会被发现，被照料，被关怀。如果现在制度环境歧视程度很高，那这些人等于说不容易被发现，不容易受到干预，不容易受到关爱。

    歧视实际是很重要的事，媒体的角色是什么怎么来的？实际上我的看法不管是乙型肝炎还是结核病还是艾滋病还是什么病，现在很多得病的人都受到别人的排挤跟歧视。如果我们要降低歧视采取有效的做到所谓能够降低传播的干预问题，反歧视这个口号很容易说，我们现在说都不要歧视多关注多爱护大家都同意，问题是你如果现在的社会观点已经对这些人有相当的恐惧有相当的排挤，你怎么去影响他？

    叶雷：是不是我们做一个大的广告说我们不要歧视艾滋病人，我们应该爱护他关怀他，如果这样做的话有多大的功效？是不是别人的观点就会很快转变我们艾滋病人是不需要去排挤他，实际他们传播的能力不是这么高。大家都同意这个事情应该做，可是怎么做很困难。直接做一个广告不管在电视上还是在报纸上，有些工作怎么做？重要的工作怎么做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另外一个例子介绍反歧视的，我个人的体会，你要做这个反歧视性的工作你得建立一种机会可能是一种间接性的影响，08年在我个人的观察跟别的西方国家跟欧洲比起来，中国残疾的人受比较强的歧视。很多残疾人不愿意出来，不愿意在社会上工作，他去找工作的时候常常受人排挤，或者家人不愿意他出去，出去好像丢脸。这是我的观察，在美国生活的时候你在街上可以看到很多人有残疾，可是在中国感觉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口真的在街上走来走去看到残疾人的机会其实很少。

    叶雷：2008年有一件事情给很多人很大的改变，奥运，奥运是全国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可是正式的奥运第一个奥运来的时候第二个奥运残疾人的奥运，那时候电视上报纸上所有媒体上很多残疾人在那边游泳打篮球在那边奋斗，那些形象没有是在那边觉得，尤其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些残疾人可以有这么强壮的生活，我个人感觉。

    残疾奥运的目的如果真的从历史角度讲它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反歧视的运动，残疾现在我们手边虽然没有硬的资料做这个市场调查，我绝对相信如果现在问老百姓对于残疾人的看法奥运前和奥运后有相当大的转变。我为什么敢说这句话？那段期间开始发现我在街上碰到有明显残疾问题的人感觉上比一个多了，也就跟最近两三年非典完以后随地吐痰的人少多了，奥运期间从那时候开始好好守规矩排队的人增加，我们没有真实的证据，可是这是我的感觉。

    叶雷：奥运残疾影响的能力，这跟艾滋病怎么有什么关系？在西方国家这个过程都走过，有一些比较有声望的人愿意在媒体上在社会上跟感染的艾滋病人接触，中国这个工作也在做，包括卫生部好几个艾滋病所谓宣传员、爱心大使，我有一个小的建议，我们还是不够勇敢，把艾滋病人感染的人不幸的人，他的面孔他的声音不敢播出来，很多时候媒体照完像还把照片装个黑条，虽然好心保护他，但是给老百姓的意思含义这些人是不能见人的是可耻的。现在有一部分人他愿意站出来愿意把他的名字亮出来，我们得想得开一点，做这个工作不可能是很直接的，间接的方式来影响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