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强:生态与智慧融合创新,是为我国城市建设提供中长期战略支撑的双引擎

智慧城市,生态建设,创新通道,城市大脑,城市信息化,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徐振强博士

【人物档案】:徐振强,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博士。多年来从事智慧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和国际合作等方向的研究。近三年,先后主持、重点参与项目约16项(国际合作4项、部委级2项、北京市折子工程1项),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深圳市、中关村管委会、青岛高新区、东莞生态园和方兴地产等提供咨询建议。作为编写组第一负责人牵头编纂《中国城市规划发展报告(2014-2015)》。

众所周知,产业结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随着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构,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核心载体。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城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城镇化建设的步伐以惊人的速度向前推进。但在城市化进程速度与日俱增,人口飞速上涨,GDP指数不断提高的今天,“大城市病”的弊端却被逐渐暴露出来。就业、治安、交通等一系列问题的联锁反应也在不断发酵。面临这些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实质性挑战,唯有寻求与时俱进、对症下药的措施和技术,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和模式,才能使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因此,“智慧城市”的概念应运而生。

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的高级形态,它的建设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几年来,我国一直大力加强智慧城市的建设工作。在2012年1月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的通知国发〔2011〕47号》中就从推进物联网应用角度明确了智慧城市的应用领域,同时指出将应用扩展到环保监测领域。此后,国家从推进信息化、物联网、信息消费、卫星导航、地理信息和老工业区改造等方面阐述了发展智慧城市的总体思路和实现方式,特别是在2014年3月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将智慧城市建设与绿色、人文城市并列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建设的范式。那么,对于刚过去的2016年,我国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上又实现了哪些新的突破?该如何规划未来的发展前景?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数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徐振强博士告诉我们:“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历经五年政策设计、试点建设、行业聚力和社会关注,已经从理念探讨、定义辨析、初期尝试、跨界融合、模式完善到新的思维创新。质量与安全正逐渐成为核心主题之一。”。

回归城市本源,探索创新通道

作为一座城市的人工智能中枢,“城市大脑”是从综合技术整合向城市深度认知转型的标志性体现,善用其思维来创新实践是提升智慧城市发展质量的有效路径。围绕智慧城市建设的突出问题,徐振强表示:“凝聚全行业要素构建新时期的发展要略是实现智慧城市事业化的唯一途径。”

的确,只有坚持“神经网络”和“毛细血管网络”等感性理论,回归“城市大脑”思维,逐步厘清定义并多元包容性阐释,检视既有成功路径,才能回归城市本源,探索跨界创新通道,加快以信息化先进产能为代表的载体稳健落地和有效运营。此外,还需要融合理念与维度,构建推进智慧城市的长效机制,深刻把握特别是与人口、城镇化和宏观经济相匹配的城市新常态,理性策划项目;以强健城市信息基础能力建设,带动知识学习和再次创新,加快布局四个先导,合理实施“智慧城市+”,从技术集到大脑思维,促进新时期智慧城市政策规范、实施准则、建设模式、能力建设、产业孵化、第三方评估和国际合作等取得实质性进展。

自2011年以来,我国从学习了解国外传播过来的概念,到逐步从国家政策高度引导推进智慧城市创建工作,并写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历年的中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范围内探索智慧城市的有效模式方兴未艾。智慧城市,这一名词快速被绝大多数城市管理者所了解,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理念,特别是在信息化行业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推动下,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空信息云、政务改革、人工智能和“城市大脑”等相结合,一举成为全行业的热词,被广泛传播和使用。在城市领域,让新理念落地、让新名词生机勃勃、让新事物真正管用,是支持我国经济新常态、贯彻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承载新型城镇化人口需求和增强城市韧性的内在需要。因此,创建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诉求应运而生。地方城市政府和信息化行业率先开始思考如何挖掘智慧城市的潜能,服务城市治理和民生改善。

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主试验场

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经历近五年的探索,以277个智慧城市试点为代表的地方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新理念落地,编制与智慧城市相关的顶层设计、实施方案和若干意见等;成立由城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牵头的智慧城市领导小组和智慧城市办公室;设立了专项经费支持智慧城市工程建设等。试点政策与申报工作的稳步推进,为培育智慧城市创新体系提供了政策保障,并形成了覆盖超过1/3县级以上城市的试点总体格局。

徐振强告诉记者:“截至2016年6月,全国95%的副省级以上城市、超过76%的地级城市,总计超过500座城市,占世界智慧城市创建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不到三年时间,依托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中国从学习了解国外智慧城市理念和实践的启示中,快速进入吸收借鉴、融合创新推进中国特色智慧城市的新范式。”依托近年来的发展成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创建智慧城市的主试验场。中国的最新实践得到美国、新加坡、欧盟和金砖国家等的高度关注。

从建设内容出发,试点城市公共信息平台和公共基础库建设进度过半,地下管线与空间综合管理、绿色建筑、数字化城市管理、无线网络、智慧社区、政务服务体系、智慧安全、智慧环保和智慧交通等其他重点项目完成度进一步提高。当前,北京市朝阳区的移动电子政务(全区各单位开发政务应用纳入政务应用商店,并安装APP,建设“智慧朝阳”)、房山区长阳镇推行“微服务中心”,打造智慧养老;重庆两江智慧总部基地,通过智慧应用集群(公众服务、产业云服务、智慧交通、智慧能源管理、智慧城管、智慧景观、智慧环保和智慧城市安全),打造智慧新城;重庆永川率先用PPP模式创新支撑试点建设;贵阳将大数据云服务和智能终端等智慧产业作为城市核心战略之一,着力打造中国“数谷”;浙江嘉兴乌镇规划建设“互联网智慧小镇”。这些智慧应用和智慧战略正快速改变市民的生活与工作,为城市巨系统的结构完善和功能升级提供基础,以上都是智慧城市试点对城市改变的例证。

在智慧城市试点的带动下,国内智慧城市建设全面铺开。2012年7月,全国首个省级智慧城市群综合接入平台——“智慧江苏”门户平台启动并上线。2014年5月,陕西省发布首个省级智慧城市技术规范——《陕西省智慧城市体系架构和总体要求》,对有效引导全省地市、各部门在统一技术架构下开展智慧城市建设起到关键性作用。2014年11月,广东省政府发布推进珠江三角洲地区智慧城市群建设和信息化一体化行动计划(2014-2020年)的通知,明确规定到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宽带网络基础设施,建成珠三角世界级智慧城市群。2016年3月,《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战略合作评估及展望》,提出以武汉、长沙、南昌和合肥为龙头若干个现代化智能城市,打造长江中游“智慧城市群”。

2016年4月,《澳门特别行政区五年发展规划(2016-2020年)草案文本》发布并公开征集意见,草案在加速建设宜居城市方面,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产业与互联网融合。2016年6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将与科研及公私营机构共同研究建设智慧城市。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创科局)负责制定智慧城市的数码架构和标准,研究包括策略、发展计划、管治安排、数码架构和标准、公私营合作模式等。为香港制定2030年智慧城巿长远发展计划,利用创新及科技解决面对的都市挑战,并提升城市管理和改善巿民生活质量。施政报告相关的研究提出应用大数据来驱动香港智慧城市建设。

“十二五”期间,智慧城市的定义、内涵、标准和实施路径等在全行业得到广泛探讨和界定,据不完全统计,国家层面超过27个部、委、办、局和行均将智慧城市的治理理念融入到了行政工作之中,有效地促进了地方城市政府相应委、办、局智慧城市应用思考和行动的同步。“十三五”期间,智慧城市事业继续得到肯定和支持。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支持绿色城市、智慧城市、森林城市建设和城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信息化探索到回归城市本源认知,对于深耕智慧城市并建成、出成效,至关重要[7]。下一个五年,我国智慧城市的市场规模约为4万亿元。因此,加快新兴技术手段支撑智慧城市建设,缓解城市问题,并进而挖潜智慧城市动能,实现城市智慧转型的关键。

推行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和中国思维

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技术和产能驱动显著,对于城市规律的认识、适应和回应有待提高,迫切需要形成全局性、标杆性的成效。即,反映中国特色、具有本土化生机活力、能够全面实施易见成效的智慧城市理论与实践,这需要跨学科、跨行业和跨领域等的支持。

结合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总体状况,目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重视软硬件投入,市民沟通参与不够;将关联性不强的建设项目归入智慧城市,增加社会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疑问;对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增强城镇功能和培育智慧产业的智慧顶层设计、实施部署力度有待加强;智慧城市行业协同创新体系建设处于初级阶段,尚未形成引领性的智库体系。在公共角度思考、规划以及提供智慧城市知识的创新能力较薄弱;跨界思考、有效整合和成效导向不充分,个别甚至存在理念背离和局部技术应用放大等问题。建设模式多样性不强,实际问题的针对性欠紧密,对经济成本和后期商业模式探索有待加强;少数城市存在“大而全、难落地、难运营”等情况,方案宏大作用微弱;与生态城市、人文城市等以人为本的历史传承和生态文明衔接互动不足;部门间信息孤岛局面改善水平不够,社会资本参与建设和运营的渠道、机制和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总之,对智慧城市的定义、目标、对现阶段的真形势、真问题和真任务,还缺乏全面系统的剖析、理解和陈述。以上问题直接导致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指导性、操作性、预见性和科学性不强,执行效力欠佳等现象或态势的出现。

智慧城市自身是创新性极强的城市治理理念,不对当前态势加快扭转、实施立法规范、回归真实创新,去讲究平台思维、求实实在在的感知应用实践,智慧城市将可能成为短暂时髦的词汇、城市治理的说辞,造成公共财政在该领域投入产出效率不高,仅仅是促成了有限的产能落地,持续性难于保障,而建构起智慧城市有机生长的土壤更加困难。徐振强指出:“在中国推行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和中国思维。”多年来,通过调研国外的经验发现,我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并且可能释放出发达国家无法实现的效能。因此,解决问题的核心在于能否因地制宜地对我国现有情况进行准确分析,精准规划发展思路,才能在未来的建设过程中实现进一步突破。

加强智慧城市“样板”导向作用,促进未来多元化发展

现如今,以智慧城市试点为先导的创建已迈入第五年。未来,我国还将在智慧城市建设的道路上面临更多挑战,就目前来说,我国迫切需要梳理出有建设成效的智慧城市“样板”。以此才能有效引导智慧城市的发展导向,切实服务于城市治理和民生福祉的提升。徐振强说:“应当坚持,在知识理论方面充分跨界整合、注重协作协同和创新,围绕城市总体发展目标、城市问题等构建起全面引领智慧城市行业协同、高效发展的多元化科学咨询体系与沟通机制;编制好有城市思维、激情和生命的智慧城市规划与顶层设计;建设好操作性强、成本适宜的智慧城市及其建筑的建设指南,为智慧城市能力建设提供准确的开放式参考平台和创新基石。由此,通过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样板,变策划、争取项目,为真正的“传经送宝”,将政府理念有效落地为实际行动;将信息化有效地升级为智慧化;进而促进城市智慧化建设不偏离城市的本质规律和市民的基本诉求。”

基于国内外的智慧城市理论与实践,其定义应当进一步明确。智慧城市应兼具辅助政府决策、城市治理、城市管理、社会管理和服务民生等功能。因此,智慧城市,本质上是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是综合运用多元化理念,策略和技术等,逐步实现城市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管理和治理过程不断自我纠错,自我反馈,自我调节和自我增强的自适应状态,以城市空间科学,信息科学,人居科学和系统科学为主要支撑,最大化辅助城市决策,最大化解放城市生产力,最高效提升城市脆弱性感知与调控水平。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全流程的政策、方法、方案和实施是科学、高效、公平的,就是智慧城市。简言之,一个能够实现空间和时间上不断自我感知、自我纠错、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城市,是智慧城市。所以,看待智慧城市不是纯粹的技术创新、产能驱动和解决方案领衔,而是从城市科学视角出发,剖析国外经验,强调模式方法理念和思维创新,系统性分析我国智慧城市事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密切结合国际智慧城市经验、新型城镇化内驱动力和信息化行业特征,提出积极有效的政策建议。借鉴“互联网+”的思维,将“智慧城市+”,进行了充分地情景反演,有机地将智慧城市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国家政策进行了链接,才能激活智慧城市的生命力。

在以后的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中,我国迫切需要智库建设支撑,从行业健康发展出发,需要分享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及经验、国外智慧城市经验案例;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与创新;房地产行业的智慧生态转型;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城市病”及解决方案等。深度探究我国智慧城市该如何发展,怎样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国情走本土化路线[14-15];面对智慧城市的建设热潮,我国房地产企业如何实现智慧生态转型;城市发展中存在哪些“城市病”及其发展对策。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背景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如何加快城市管理和运行创新,成为城市建设者与管理者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探究智慧城市的创新与管理以及国内外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的理念与实操等问题。

智慧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新常态,中国智慧城市事业的推进,应坚持在实施自身智慧城市创新的同时,动态把握国外智慧城市建设的最新动向、开发思维、产业生态和协同创新策略等,充分借鉴和吸收经验、规避问题。与此同时,促进在非数据敏感领域的有效合作,促进我国智慧城市应用领域的策略和技术创新。还应该扭转产能驱动并调整项目、产能驱动的粗放思维,精准针对城市问题和服务城市决策治理,逐步实现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科学、严谨程度来提升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和规划实施的质量与权重。围绕城市问题开展智慧治理创新,提振智慧城市战略的治理魅力与作用,此外,还需要突出智慧城市+的思维,对单项领域实施智慧创新,充分在跨界的交接点、接触面上创新,再逐步促进“信息孤岛”内核之间的互动融合,审慎、积极地推进智慧应用,补充城市空间思维短板,高效率地实现智慧城市在城市决策治理和城市四生(生命、生产、生活和生态)应用当中不可或缺的价值。

当前无论是智慧城市,大数据还是互联网+,都要尽可能架构些地方城镇能用的创新。把数据作为核心,致力于突破,无异于开门就是一座大山,改革创新难度巨大。“城市大脑”的提出,应密切对接城市治理,直接服务城市决策,按照分阶段实施和同步考虑信息安全等,从全国城市的基本面来看,应率先建设五个库,强大城镇智慧创新的实践与规划能力:1、建设案例库,支持模式创新;2、建设经济技术库,支撑不同经济成本下的实施指南;3、建设共性问题解析库,突出问题导向,实现针对性,反演刚性需求;4,建设产城融合开发单元库,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并吸纳人口;5,建设超现实概念展示库,集聚未来创新,促进感知传播。

另外,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智慧建筑和智慧城市创新还应该重点考虑从理念到行动,强化智慧技术的应用,服务我国建筑领域节能减排和居住舒适性的需要。使智慧城市行业协同依托龙头企业联合体从而实现加速创新。在推进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的同时,还要加大对小城镇智慧化、绿色化发展的关注和投入。面向城市全生命周期,建立“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平台开发、标准化和推广,进一步加强对建设工作的管理和提高建筑效能。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还应该以“数字-数据-资源-要素-效益”等为关键内容,切实发展智慧经济,提振并提升产业水平。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韧性建设,促进城市在区域产业链分工和区域协同发展中处于科学的生态位。

智慧城市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未来全球发展的趋势。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已进入了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应运而生,生态城市已经在全国各级城市建设中全面铺开。生态与智慧融合创新,是可持续解决中国城市当前发展困境与提供中长期战略支撑的双引擎,为网络强国建设提供关键依据。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我国一定可以实现更高效的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打造更完善的生活环境,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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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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