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声学者计划︱不大不成器:贵州放手一搏“大数据”

2018年6月,澎湃新闻的英文产品——第六声(Sixth Tone)与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第六声学者计划”,资助八位青年学者在中国八个省进行为期六周的田野调查。此次田野调查的主题是“科技如何改变乡村”,其中包括四个具体议题:农村电商、大数据、农业无人机和荒漠化治理。本系列为青年学者的田野调查成果。

 

 

2018年7月7日,一名保安走过贵州贵阳大数据中心。Stephen Shaver/视觉中国 图几百年来,贵州以多民族、半自治的身份伫立在中国西南的边缘。即使是在1413年被清政府正式纳入版图范围后,贵州始终是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十年前,前国家主席胡景涛在西部大发展计划中把贵州列为重点区域,尽管如此,这些年来,贵州的许多地区依然处于困境。到2017年末,贵州省尚有280万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意味着他们每天的消费水平不到0.95美元。2015年,贵州省仅有的四大工业——煤炭、电力、烟草和酒精——占据了整个省份GDP的60%。为了使自己的经济更为多元化,贵州省委决定采取一种新的战略:发展大数据产业。今天,如果你在贵州省会贵阳市这条跨越三个区的长岭路徜徉,也许会以为自己置身于上海的浦东新区,眼前到处是玻璃帷幕、漂亮的人行道和摩肩接踵的白领。这种感受也不乏数据支持。贵州现在是中国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最快的地区——2017年,这一产业的增长率为37%,而全国平均水平为20.3%。长岭路上的贵阳高科园区里,仅2018年上半年,就有16000家科技公司、155个研究机构和49个技术孵化器成立注册。与此同时,高科园区里还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85000名精英。贵阳只是贵州省计划成立的高科技中心之一,其它地区还包括贵安新区和其它相对小型的科技园,比如惠水县百鸟河数字园。然而,贵州的大数据之博并非一帆风顺。目前,中国的大数据产业正有沦落于“逐底竞争”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地区和城市都企图分得一杯羹。这些雄心勃勃想要成为下一个创新中心的地区中,不少都缺乏获得成功的某些关键要素,比如拥有政府的有利政策、靠近大学、拥有研发机构和创业文化,以及能够取得风投和吸引白领人才——但贵州似乎至少在其中两个方面已经走在了领先行列。第一个方面是政策。贵州已经推出了一系列旨在补贴和扶植高科企业的政策,包括税负减免、免费办公空间、人才引进特殊待遇等。正是因为政府的强力支持,贵州建起了中国第一个大数据试验区,得以吸引了包括阿里巴巴、英特尔和惠普在内的诸多全球知名企业。在这波潮流中,初创公司风起云涌,贵州成为区域性技术中心的雏形初现。尽管中央政府很快开始在别的地方扶植大数据中心,其它地区也开始采取类似政策,但贵州此时已经获得了某些领先优势。做田野调查时,我访问了一些管理者,他们把贵州的成功归结为政府对大数据产业的鼎力支持。贵州的大数据项目起源于政府数据管理的需要,最初的计划是把所有的省级和市级信息平台清理更新整合到“云上贵州”——一个新建立的基于云技术的贵州大数据云平台。这一整合后的政府平台与另外一家提供云计算服务的央企两者结合后,不但提供了概念验证,也为精细化的互补企业的诞生创造了相当空间。除了政策倾斜之外,贵州省还成功地扶植起了创业文化。由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和两家私营测试公司联合创办的“食品安全云”就是由大数据产业发展起来的新生产物。过去十年来,中国发生了不少有关食品安全的负面新闻,食品安全云满足了对食品进行可靠低价测试的需求。2017年,他们又进一步获得了2300万风险投资。贵州创业文化盛行的另一个例子是位于贵阳、旨在协助数据交易的大数据交易所。大数据交易所已经建起了一个独立交易系统,拥有225名会员,并发展出了4000多种可交易数据产品。这不但推动了中国的大数据产品市场形成,也在各地催生了包括上海数据交易中心在内的相近公司。除了大数据市场之外,贵阳大数据交易所还培养了超过100名大数据专业人才,其中许多人之后进入其它交易市场工作。虽然贵州省在大数据领域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但在创造高端工作上依然遭遇了相当困难。上海贝格大数据是一家专注于数据分析和平台搭建的公司,2016年,他们在贵安新区开设了一个分公司。然而,贝格贵安的绝大部分工作都集中在数据清洗,也就是一个以密集型劳动力为基础、对个人信息记录进行“清洗”以用于分析的过程。与此同时,公司的技术和销售部门依然位于上海、北京和深圳,因为那里对人才和潜在客户更有吸引力。类似的例子是向央企提供数据挖掘、数据整合等相关服务的中国数据宝,尽管他们把一支销售团队放在了贵安,但其技术团队的主体仍保留在上海和杭州。甚至连食品安全云和大数据交易所的技术部门也分布于中国各地。尽管上述提到的各大企业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为贵州经济和税收作出相当贡献,但贵州要成为创新中心依然有着很长的道路要走。毕竟,大数据产业和衍生出去的数字经济产业无法脱离于实体经济。事实上,它们必须要依靠实体经济来收集数据和应用数据,其最重要的方式是研究这些数据如何能结合、提升和改变传统产业。贵州发展落后于中国其它地区的现状可以从积极和消极这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贵州没有太多利益纠葛和官僚作风问题,他们有机会能够自行设计针对技术业的监管机构,而无需拼命改进为制造业设计的过时监管机构。而另一方面,他们缺乏发达地区拥有的技术、工业和组织的基础建设。贵州政府在扶植该省大数据产业中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这个问题让我们想起了中国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一番辩论。张维迎更偏好市场力量,认为某一产业的成功不能通过政府干预去实现。而林毅夫则认为政府的参与不但能够助地区产业发展一臂之力,甚至还可能依靠有效产业政策扶植新的产业。初看之下,贵州的例子似乎能够支持林毅夫的观点,但具体事实却远远要复杂得多。硅谷发展成技术枢纽、超越剑桥成为美国创新的中心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研发机构的逐步建立、年轻白领和创业家人才库的不断深化积累,以及创新文化的培养,这一切都无法通过计划来完成——尽管政府也能够起到某些关键作用,比如通过提供免费办公空间和减少税收以形成激励机制。如果贵州的这一博真想要取得成功,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合作就必不可少。(本文由李鸣燕编译自Sixth Tone:Go Big or Go Home: Guizhou Bets On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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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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