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出一条血路”到“走出一条新路”| 改革开放40年

40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雷震响在古老东方。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到经济特区建立,从沿海城市开放到中西部腹地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中华民族敞开胸襟、拥抱世界。40年求索奋进,40年众志成城,中国由一个有7.7亿贫困人口、经济面临崩溃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改革开放旗帜,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40年物换星移,40年岁月如歌。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本报开设专栏“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记录新时代探索创新、砥砺前行的生动足迹。

深圳,一个为改革而生的城市,为国家“杀出一条血路”被刻在了它的基因里。

蛇口改革开放博物馆里,40年前当地人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影像真实再现在参观者眼前。曾经村民们冒着生命危险都要偷渡逃离的贫困渔村,如今已是一座矗立在中国南海边的创新之城。

这一切的变化开始于那段“春天的故事”。经过十年浩劫,经济面临崩溃的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而深圳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被寄予厚望,承载着改革开放“试验田”的重任。敢为人先,“做些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深圳的每个角落都讲述着这样的故事。

“我的梦想是我们投资的企业能上市,带着村民们去敲钟。”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党委书记张育彪自信满满地向记者们畅想着未来。固定资产超过35亿元的南岭村早已不满足于“房东经济”,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自主创新和高科技——与清华大学合作建立清华启迪南岭科技园,引进“千人专家”打造生物医药产业;与英国牛津大学OVM公司合作,投资智能制造。

深圳,一个让人相信“中国梦”可期的地方。

40年来,肩负着探路的重任,深圳人一步一个脚印,让改革开放的大旗高高飘扬。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从“杀出一条血路”到“走出一条新路”,从创造“深圳速度”到打造“深圳质量”,靠着创新的智慧和魄力一路走来。

逼出来的“自主创新”之路

深圳这个自主创新“优等生”其实资质平平。

39年前,当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下一个圈时,这里还只是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海滨渔村。它的工业和科研基础是一个农机修理部。建市之初,大学、科研院所数量都是零。

1979年初,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区——蛇口工业区正式创办。这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试管。1980年8月,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由于基础薄弱,早期深圳的工业主要由外商投资,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维系深圳市经济命脉的是房地产、贸易和股市三大行业。那时的深圳充斥着“一夜暴富”的神话,大量社会资源集中在贸易、证券环节,以至于史玉柱说了句“深圳不适合搞科技”的气话,转而将他的巨人公司搬到了珠海。


转折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布,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在政策先行优势削弱的情况下,在全国各地开始的新一轮“招商引资”大赛中,深圳由于可以利用的土地有限、资源有限、环境承载力有限,输给了后起的内地城市。大量技术含量偏低的“三来一补”加工型企业纷纷流出。

同时,维系深圳市经济命脉的房地产、贸易和股市三大行业出现严重滑坡,深圳市经济一度低迷不堪。当时的决策者发现,没有核心技术和实体经济支撑的体系竟如此脆弱。

正因此,在全国其他地方大肆进行“招商引资”时,深圳却果断把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支柱。

正是这次战略调整,使深圳市步入自主创新的轨道。

挑战在21世纪初再次来临。虽然深圳高技术产业发展迅速,但结构不完善,电子信息业超过90%,其他产业规模较小,与本土企业相比,加工贸易占比重依然过大;由于技术创新能力的限制,深圳在后产业转移阶段有可能会出现由于产业外迁带来的空心化问题。

同时,2000年以后,大量跨国公司自带供应链进入中国,并以长三角等地居多,这引发了珠三角产业结构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深圳在GDP增速上的落后。苏州市2003年的GDP增速超过深圳,差距增加到整整50亿元。

一时之间,各种声音不绝于耳。究竟继续要GDP,还是面向高科技?2005年中共深圳市第四次代表大会给出答案: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不追求短期GDP,继续加码科技创新。

这是全国第一个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的城市。这是这座敢为人先的城市做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战略抉择。自此,自主创新成为深圳的血脉。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定了深圳前行的步伐。在这一战略指引下,深圳始终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重要突破,推动科技创新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转变,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四不像”为代表的创新体系

如果说,每一次困境都能促成一次蜕变,是因为深圳决策者的正确选择,那么,能将决策落地成措施,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则是因为深圳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决策层用先人一步的开放意识,加强创新体系顶层设计,以制度创新、政策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一项项围绕创新的改革措施先后出台,深圳成为整个国家创新发展的先行者。


1994年,中国尚无“无形资产”一词时,《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在深圳诞生;1995年,中国绝大多数人还在端着“铁饭碗”的时候,针对跳槽人员的《企业技术秘密保护条例》在深圳出台;同年颁布的《关于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科教兴市战略,扶持建立高科技企业,形成高科技要素的积聚效应,国内外高新技术成果、人才、资金和高科技公司在这个时期大量流向深圳。由此,深圳自主创新踏上了快速成长之路。

1996年,全国还在探讨科研院所改革时,中国第一家新型科研机构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在深圳诞生,开启了中国新型科研机构的崭新探索。

当时,支撑深圳经济发展的加工贸易业出现严重滑坡,促使深圳市开始寻找科技资源以支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同一时期,国务院提出“科技工作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的口号,号召强化技术开发和推广,加速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进程。

“但是那时,包括清华大学在内的高校,科技成果真正实现产业化的案例凤毛麟角,高校和企业之间、科研成果和市场产品之间存在巨大断层,亟须建立一座桥梁。”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院长嵇世山回忆,在这一背景下,清华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大胆创新,于1996年12月21日签署协议,创建了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其目标是“服务于清华大学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于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

这类研究单位被称为“四不像”机构。它们具备企业、研究机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等特征,但又不完全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类,“民办官助”是其最鲜明的体制特色。

在传统的科研体制下,科研机构的经费支持方式通常是“事业费(人头费)+竞争性经费(项目费)”,而 “民办官助”运作体制“养事不养人”,政府对民营非营利性科研机构不负责事业费,采取“非竞争性经费(专项补贴)+竞争性经费(项目费)”的支持方式。

这一创新的发展模式极大激发了研究院的活力。“研究院是这一片第一栋楼,2003年我来深圳时,从这能看到对面的香港。”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伟强感叹,如今,周边高楼林立,该院已累计孵化企业1500多家,培养上市公司21家。

在深圳,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华大基因研究院(现名“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等新型研发机构,都因“民办官助”迅速成长。深圳又为大学科研成果“牵手”地方经济发展探出一条新路。

同时,深圳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驱动引擎全速发动。根据科技创新活动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建立了无偿与有偿并行、事前与事后结合、稳定支持与竞争择优相结合的财政科技多元化投入机制。

通过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深圳率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体系。

着眼未来的“超前布局”

来到前海蛇口自贸区,记者看到数十个项目正在紧张有序建设中。在这里,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等四大主导产业增加值占比达95.3%。2017年前海合作区每平方公里注册企业增加值达到100亿元,让每一寸土地的效益最大化。这个“特区中的特区”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探索实施“比特区还要特”的先行先试政策,打造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经过40年探索,深圳的成绩单足够亮眼:2017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到21378.78亿元,同比增长11.22%,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900亿元;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11230家,形成了强大的梯次型创新企业群;PCT国际申请量连续14年位居全国城市首位……

但和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南岭村一样,深圳的决策层居安思危,在谋划更远的未来。

“我们清醒看到深圳的改革发展还面临一些问题和短板。”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在与记者交流中直言,比如,实体经济压力较大,原始创新能力不够强,部分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2018年,深圳提出一个宏大的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成为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创新引领型全球城市。同时,它再被国家委以重任,建设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以创新引领超大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补齐短板,尤其是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上的持续投入。2017年起,深圳加大了基础研究布局,开始实施“十大行动计划”,包括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设立十大基础研究机构、组建十大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搭建十大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平台等。着眼未来,深圳开始了新的改革探索。

站在新起点的“再出发”,不再是“难以为继”时的无奈之举,而是面向未来的主动出击。从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到改革创新的尖兵,深圳在自主创新这条“新路”上的探索没有止境,也将继续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新时代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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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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