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代小佩
深夜，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大屯路甲20号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亮着几盏灯。其中一束光，从陈孝钿的办公室射出。
无数个这样的夜晚，陈孝钿独自盯着电脑上闪烁的星图，专注地寻找“宇宙的灯塔”——变星。用肉眼检查100多万张图片后，他发现了银河系“外貌”的奥秘。
最近一两年，这位36岁的国家天文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接连获得达摩院青橙奖、中国青年科技奖特别奖等重量级奖项。而这些奖项的背后，是他十余年如一日对天文研究的坚守。
天文“种子”生根发芽
20多年前的一个夏夜，年幼的陈孝钿在阳台上乘凉，抬头仰望夜空，繁星如萤火。“为什么星星有的亮、有的暗”“狮子座的形状为什么是这样”……一连串问题从他的脑子里冒出来。
为了找到答案，陈孝钿去翻科普杂志，哪怕上面只有零星几页讲天文。
不过，相比天文，上中学时的陈孝钿更喜欢数学和物理。高考填报志愿时，北京师范大学的天文专业映入他的眼帘——这个专业既能满足他对星空的向往，又需要扎实的数理基础。“本来想报数学或物理专业，但分数不够，转头选了天文。”陈孝钿回忆道。
但这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最合适的选择。
本科四年，陈孝钿一头扎进变星研究。变星，指的是亮度呈现变化的恒星。“当时，我没想太多，就是跟着老师做课题，觉得变星挺有意思。”陈孝钿笑着提起研究方向。
2011年夏天，陈孝钿在北京师范大学顺利完成本科学业。当年9月，他进入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荷兰籍导师理查德·迪何瑞斯和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李才。
导师的培养方式重塑了陈孝钿对科研的认知。
“每周组会只有1小时，每个人报告严格控制在10分钟以内。”陈孝钿至今记得导师的要求：“10分钟说不清楚的工作，要么没准备好，要么不重要。”
更深刻的影响是思维方式转变。“导师带我们读论文，不看期刊名头，而是看图表和逻辑。”陈孝钿说，那时，他第一次知道，来自顶尖期刊的文章也可能有错，普通的期刊里或许藏着珍宝。
“这种‘去魅’非常宝贵。它让我敢于质疑，也让我懂得了真正的评价标准是工作本身，而不是它发表在哪本期刊上。”陈孝钿的语气很坚定。
导师高效务实的风格，让陈孝钿意识到：“科研不是遥不可及、高大上的东西，而是很平常的事情。想做好科研要靠一点点积累，就像盖房子一样，一块砖一块砖往上搬”。
“拼”出银河系新貌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天文研究离不开观测数据。2018年，科研人员利用WISE望远镜（广域红外线巡天望远镜）等天文观测设备集中获取了海量数据，陈孝钿终于等来了机会。
“以前数据太少，很难找到变星。现在数据量暴增，意味着可以找到更多变星。不过，由于数据太多，找变星如同大海捞针。”陈孝钿笑着说。
为了从海量数据中筛选出可靠的变星样本，陈孝钿开启了连轴转模式：每天盯着电脑屏幕，检查望远镜拍摄到的恒星图，剔除那些模糊、干扰的图像。
在电脑上逐张查看100多万张图片，这项工作既艰辛又枯燥。为了尽快完成工作，陈孝钿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每天看两万多张图片。
为什么这么拼？
陈孝钿语气坚定：“数据不等人。”
激励陈孝钿继续前行的，还有青藏高原的“留守”经历。
2016年，刚获得博士学位的陈孝钿跟着导师邓李才去德令哈天文观测站。“每天搬设备、调仪器，和我想象的野外观测工作差距巨大。”陈孝钿坦言，第一个月他甚至想过放弃。
不过，当看到基层科研人员日复一日坚守，陈孝钿渐渐明白，科研不只有写论文，还有踏遍山河的实地考察。这段经历磨掉了陈孝钿的浮躁，让他懂得：“真正的突破，既源自仰望星空，也来自脚踏实地。”
在连续“读图”两个多月后，陈孝钿删掉了大约20万张无效图，把剩下的大约80万张图中变星相关的信息组合在一起，逐渐“拼”出人类对于银河系的全新认知。
2019年春节，当人们沉浸在浓浓的年味中时，陈孝钿的论文在《自然·天文学》发表，世界首张银河系S型翘曲结构图也随之发布。这项工作，可以说是给银河系拍了一张“全身照”。
论文上线后，相关新闻报道刷爆了国内外相关网站，陈孝钿的国外导师也发来消息表示祝贺。沉寂多年的陈孝钿，第一次体会到科研的巨大影响力。
那些在实验室熬过的夜、算过的公式、筛过的星图，终于凝聚成科学前沿的光芒。
从追光者到引路人
论文发表后，陈孝钿从寂寂无闻的科研“小白”一跃成为天文界新星。
不过，他并未就此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远方——哈勃常数的争议。
“当时，科学家通过不同观测手段测得的宇宙膨胀速度无法统一。这意味着，现有整个宇宙学模型或许需要重构。”他说。
这个被称为“宇宙学危机”的难题，吸引了全球顶尖天文团队。陈孝钿同样被这一难题吸引——他希望借助变星这把“标尺”，找出自己的答案。
变星亮度变化规律与自身真实亮度存在对应关系。科研人员可以利用这一规律计算出宇宙中天体的距离，因此变星被称为宇宙中的“标准烛光”。陈孝钿解释，要测准宇宙膨胀速度，核心在于把天体距离测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找到更多、更可靠的变星——数量要从80万颗提升至200万颗。
这意味着，工作量将呈几何级增长。为此，陈孝钿专门去之江实验室“进修”，学习大模型相关知识。他戏称自己是“数据筛子”，既要用算法初筛，又得人工复核。“目前大模型的精度还不够，人眼能捕捉到机器忽略的细节。”他说。
如今，陈孝钿带了10多位研究生。在组会上，他会逐一审核学生的科研进度。
在教学中，陈孝钿沿用了导师的培养模式：给方向但不设限，让学生自己找问题。课题组有个学生常常被说“不靠谱”，但陈孝钿发现，这个学生能想别人没想过的问题。
为此，陈孝钿耐心引导这位学生，让他在试错中成长。“科研不是流水线，想法比技术更重要。”他说。
晋升为博士生导师、开始带团队后，陈孝钿更忙了。作为团队负责人，陈孝钿既要带学生，又要做研究。为了完成任务，陈孝钿不得不压缩自己的睡眠时间，周末也基本“泡”在实验室。
今年36岁的陈孝钿，收获了不少荣誉。不过，他更在意的是，电脑里那些等待被分析的变星数据，以及冷湖天文观测站即将架设的新设备。
“搞科研就像爬山，我才刚到半山腰。”陈孝钿诚恳地对记者说，“绘制出银河系的翘曲结构图只是一个起点，更遥远的宇宙深处还有无数未知。”
回望科研之路，陈孝钿充满感激。“能够做自己喜欢且擅长的事，还可以为国家天文事业贡献力量，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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