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苏菁菁
今年是麋鹿回归中国40年。日前，在“2025年麋鹿与生态保护国际研讨会”上，麋鹿名称不再是“Pere David's Deer”（大卫神父鹿），而是中文音译的“MiLu”。这一转变受到广泛关注。
麋鹿起源中国，曾多次出现在我国古籍中。后因多种原因，其在我国本土灭绝。新中国成立后，麋鹿返回故土，重新焕发种群生机。
麋鹿为何会在中国本土灭绝？回归中国40年之后，我国麋鹿保护取得哪些科研成果？国际名称回归为“MiLu”，说明了什么？围绕这些热点话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第一问：麋鹿为何会在中国本土灭绝？
麋鹿是我国特有物种，种群数量在商周时期达到顶峰。“在殷墟前15次发掘的6000多件动物骨骼中，有1000多件是麋鹿骨骼，数量比猪、狗、牛、羊之和还多。”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展览部部长胡冀宁说。
然而，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麋鹿的野生种群数量逐渐减少。
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在北京南苑（今北京南海子区域）考察，发现此处有120多只麋鹿。于是，他将在北京购买到麋鹿毛皮标本寄回巴黎，后经鉴定，认为这是动物学界未曾发现的新物种。于是，麋鹿被命名为Pere David's Deer（大卫神父鹿），从此名扬世界。
“1900年前，野生麋鹿的记载已经变得稀少，只有北京南苑皇家猎苑还有豢养的麋鹿种群。” 胡冀宁说。
1894年，永定河河水泛滥，逃散的麋鹿成为饥民的果腹之物。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北京南苑仅存的少量麋鹿遭到西方列强的劫杀。
“双重劫难之下，麋鹿种群就这样在中国本土灭绝了。”胡冀宁说。
1894年至1901年，英国十一世贝福特公爵收集了散落在欧洲的18只麋鹿，饲养于乌邦寺庄园中，并使其繁衍生息。它们的后代也不断扩散到世界各地。
1985年，中英双方实施“麋鹿重引进”项目，并将第一个麋鹿重引进地点选在北京南海子。“这意味着，麋鹿的科学发现地、本土灭绝地、重引进地三地合一。”胡冀宁说。
第二问：我国麋鹿保护取得哪些科研成果？
40年来，我国大力开展麋鹿保护研究工作，突破了疾病防控、饲养管理、遗传瓶颈等“三道难关”，为麋鹿保护提供了扎实的科技支撑。如今，全国麋鹿种群数量1.5万余只。其中野生种群6个，约6000只。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麋鹿保护研究室负责人郭青云告诉记者，在疾病防控方面，我国科研人员长期开展全国麋鹿重要病原体的监测，构建了麋鹿重要传染病集成监测与防控平台，实现麋鹿样品采集、一站式检测、综合分析于一体。
在饲养管理方面，郭青云说，我国初步建立了麋鹿保护综合管理平台，能够实现麋鹿种群的自动化监测与智能化管理，并通过摄像头、红外相机等获取麋鹿种群数量、分布、健康状况信息，为科研工作提供数据支撑。
据郭青云介绍，在遗传学和种群建设方面，我国首次构建了麋鹿T2T基因组，为日后解析麋鹿遗传、疾病以及适应性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我国还构建了全国不同麋鹿种群肠道微生物宏基因组数据集，确定了免疫球蛋白、应激激素及肠道微生物的GMHI和MDI作为健康评估指标。“这替代了传统采血检测方式，改为粪便检测，实现了野生麋鹿种群的健康体检。”郭青云说。
第三问：麋鹿在国际上被称为“MiLu”，说明了什么？
“MiLu”一词在国际的推广，彰显了我国麋鹿保护工作的成效。
在“2025年麋鹿与生态保护国际研讨会”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主席拉赞·穆巴拉克说，麋鹿（MiLu）重引进已成为全球最成功的物种重引入范例，IUCN将其誉为“野生动物重引进的中国范式”。
40年来，我国麋鹿栖息地从永定河畔、黄海滩涂、逐步扩散到长江两岸、黄河内外的26个省区市，现已全面覆盖其原有的分布地。
这些成就，为科研人员使用“MiLu”提供了充足底气。
郭青云告诉记者，近年来，在学术论文中，科研学者会主动用“MiLu”而非“Pere David's Deer”（大卫神父鹿），“MiLu”一词频频亮相国际重要期刊和研讨会。
“越来越多专家学者使用‘MiLu’，既体现了我国麋鹿保护工作的成就，也展现了我们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胡冀宁说，“‘MiLu’一词走向国际，也为世界深入了解麋鹿及其起源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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