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 蕴 通讯员 于舒雯
他求贤若渴，为学校聘请到钱令希、杨槱等名师；他爱才惜才，大胆任用林皋等有志青年；他抢抓机遇，在大连工学院（现大连理工大学）创办了全国首个中外合办的高级经济管理人才培训基地；他敢为人先，提出“835建言”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他就是老一辈教育家、大连工学院首任院长屈伯川。今年是他诞辰116周年。
筑牢一流大学根基
屈伯川早年留学德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忧心如焚的屈伯川取得德累斯顿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后辗转回到祖国，来到延安。1940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受党的委托参与筹建延安自然科学院。
1948年秋，解放战争捷报频传，东北解放指日可待。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迫切需求，党中央批准东北局创办一所正规高等学府，大连大学筹备委员会随即成立，屈伯川出任筹委会委员。1949年，大连大学成立。屈伯川担任工学院院长和化学研究所所长。1950年，根据形势需要，大连大学建制取消，大连工学院成立（1988年更名为大连理工大学），屈伯川担任院长兼党组书记。
学校筹建初期，师资缺乏。屈伯川深怀尊才爱才之心，深谙识才用才之道，多次提出：“办第一流的大学要靠第一流的教师。”
他不辞辛苦地选贤举能，多方寻觅招揽教师人才——“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中国军事通信工程奠基人毕德显、催化科学奠基人之一张大煜、内燃机事业先驱者之一胡国栋……一个个熠熠生辉的名字，照亮了大连理工大学的办学征程。
他不远千里来到浙江，以“三顾茅庐”之诚心，邀请著名力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令希任教大连理工大学的故事被广为传颂。
1951年，屈伯川冒着酷暑专程赴浙江大学，为大连工学院寻访师资。他直奔土木系拜访系主任钱令希，起初只是虚心“取经”，未提延揽之意，给钱令希留下深刻印象。几日后，屈伯川又到了钱令希家，二人十分投缘、相谈甚欢，从早年同期赴欧洲留学的经历，畅聊至新中国建设的时代使命……屈伯川坦诚道出大连工学院急需人才的迫切，诚挚邀请钱令希到大连去工作。他求贤若渴的赤诚与办学报国的热忱，深深打动了钱令希，但钱令希并未立即答应他的邀请。待屈伯川“三顾茅庐”再邀时，钱令希已心生向往，与屈伯川畅谈办学思路。同年12月，钱令希奔赴大连工学院，开启了躬耕之路。后来，两人从风华正茂合作到双鬓染霜，成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除了引进人才，屈伯川也重视人才、尊重人才。创校初期，屈伯川邀请刚从英国回国、时年34岁的王大珩担任物理系主任，并采纳他的建议，将物理系改为应用物理系。这使得在国统区报国无门的王大珩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他团结师生白手起家，不到1年时间就办起了全国一流的物理实验室。
服务国家建设需求
办学过程中，屈伯川深刻洞察高等教育发展规律，将教学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求紧密结合。
“作为国家科技工作的重要方面军，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大学，应该提倡多学科协作，积极承担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重大任务，更要在自力更生中完成任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他的积极领导和精心组织下，大连理工大学发挥多学科协同作战优势，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成功设计了我国“三大港口”。其中的大连渔港是当时全国乃至亚洲最大、自动化水平最高的港口。同时，在苏联援助专家撤离的情况下，屈伯川带领师生自主设计出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化军港，极大提高了国家当时的军事实力。此后，他又在不依赖任何国外技术的情况下，推动建成了被誉为“争气港”的我国第一个现代化油港。
20世纪80年代初，大江南北涌动着改革的滚滚春潮。1980年4月，一通电话从北京打进屈伯川家里。打电话的是学校的徐彭寿教授，他当时正在教育部学习，恰好获悉国家准备创办一个学习研究美国现代化管理知识和技术的培训中心，培养我国现代化工业管理和科技管理人才。有关负责人正在选择承办高校。
“屈院长听完电话，对我说了两句话——‘你不要回校，留在北京等我。我今晚就动身到北京来。’”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徐彭寿对屈伯川表示由衷敬佩。经过毛遂自荐，屈伯川带领师生克服了种种困难，同年8月18日，“中国工业科技管理大连培训中心”正式开学。这一中心开创了我国现代管理教育的先河，成为中国MBA教育的发祥地。“那时他已经看到了管理科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性以及对学校发展的重大意义。他果断的决定，迅速的行动，使学校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徐彭寿说。
在屈伯川和同事的不断努力下，大连理工大学建校仅11年便成为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为日后发展奠定根基。
建言献策高教发展
时光流转，青丝变白发。退出领导岗位后，屈伯川把目光更多地投向推动国内高等教育发展上。
1983年5月，屈伯川应邀参加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在那里，他高兴地见到了三位老朋友：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浙江大学名誉校长刘丹、天津大学名誉校长李曙森。四位长期致力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老教育家就如何加快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系列问题不断进行探讨，并最终决定，由屈伯川主持起草，联名向党中央呈递建议信。他们建议将约50所高等学校列为国家重大建设项目，使它们成为我国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骨干力量，同时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筑牢基础。这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和采纳，为后来的“211工程”“985工程”的实施奠定了重要基础，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缩小我国高等教育和国际上的差距，屈伯川多次联合高教界人士呼吁加快高教改革。1985年，屈伯川提出《关于加快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建议》。他认为：“国际上经济和国防实力的竞争，实际上是科学、技术竞争，关键是人才竞赛，人才要比人数多少，更要比才能高低。”针对国家发展需求，他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展迅速，各种专门人才不够用，特别是高级专门人才匮乏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同年6月，《高教战线》杂志“大学校长论坛”专栏发表了屈伯川的文章：《高等院校要加快培养高级专门人才》。文章提出多培养博士研究生，并从中选优进行博士后培养等重要建议。
1988年1月，在国家教委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期间，屈伯川牵头主持起草《关于增加设有研究生院的高等学校科研设备投资，逐步改善培养高级人才条件的建议》。建议围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明确提出：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留学生按期回国、造就更多顶尖高级人才，建议为设有研究生院的高等学校增拨科研设备专项投资，逐步改善高级人才培养的硬件条件，为我国高级人才队伍建设筑牢保障。
1982年到1992年的十年间，屈伯川共发表论文12篇、回忆录2篇，提出全国政协会议提案4件。“我的职位虽然有变化，但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变，终身为党工作的决心没有变，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心没有变。”他说。
网友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