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宋迎迎 通讯员 杨猛
在山东青岛西海岸新区南部，一座海拔183.4米的山峰矗立于碧波之间，三面环海，形如高台。这就是文献中记载的琅琊台——一处承载着秦始皇东巡雄心的古老遗迹。
琅琊台遗址总面积约3.8平方千米，在历经七载考古发掘后，考古人员探明此处是由“山顶高台、山下院落、秦代窑址及早期建筑群”构成的完整遗存体系。该遗址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
近日，琅琊台遗址先后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座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国家工程”，正穿越历史的烟尘，重新走进大众的视野。
夯土高台镌刻千年文明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
5月12日，在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战国秦汉考古研究室主任吕凯带领下，科技日报记者来到琅琊台遗址发掘现场，登上遗址核心区——“大台”，看到山顶地带已被围起，考古探方纵横交错。
“整个山顶就是一片建筑基址，夯土面积达45000平方米。”吕凯指着脚下层层叠叠的夯土介绍，琅琊台遗址主体是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修筑的“国家工程”，其体量之大，在秦代高台建筑中极为罕见。
琅琊台遗址的考古探查始于20世纪70年代，考古人员曾多次对其进行配合性或抢救性清理工作。2019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联合展开主动性发掘。
经过系统的勘探发掘，考古人员已经探明这座高台建筑的完整形制——山顶夯土基址平面呈“T”字形，依山势分为多个层级，最上层推测为核心殿堂基址，基址中心偏西位置是秦代修建的高台建筑主体，东西两侧则分布着房间、廊道、回廊、院落门址及空心砖砌筑的登台踏步。
更令人惊叹的是山顶发现的排水与集蓄水系统。山顶的地下陶制水管分单列、双列及三列并排埋设，管道在夯筑时已预埋，周围包裹红色黏土以防渗加固，入口处还用镂空砖过滤防堵。山顶还凿有深约2.5米的井窖，与水池组成完整的蓄水设施。
“这套给排水系统设计科学、施工考究，体现了秦代工程技术的标准化与先进性。”吕凯说。
考古发现串联文明脉络
离开“大台”，记者跟随吕凯来到山下建筑基址西约350米处。他介绍，这里是琅琊台遗址的窑址区，也是目前山东地区唯一可确定的秦代陶窑遗存。窑址区共发现10座半倒焰窑，均由操作间、火膛、窑床、烟道构成，操作间均朝向西侧冲沟。冲沟内发现同时期堤坝，应为服务于窑址生产的配套设施。
考古发现，山上、山下建筑均有维修、改建迹象。遗址出土建筑类遗物分属秦、汉两期。秦代遗物中的夔纹大半圆瓦当和龙纹空心砖，是当时最高等级的建筑构件，可证实文献中秦始皇二十八年筑“琅邪台”的记载；西汉时期的瓦棱纹瓦、“千秋万岁”文字瓦当等，则明确了遗址“秦修汉葺”的沿革脉络。
“其中一件夔纹大半圆瓦当，复原后直径超过80厘米，纹饰与陕西秦始皇陵、栎阳城等秦代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完全一致。”吕凯认为，这意味着，琅琊台的建筑材料是由当时的中央政府统一调配、标准化生产的。
这些结论，并非仅凭经验判断。科技手段贯穿考古发掘过程，让每一个推断都有据可查。
在研究遗址和出土遗物的过程中，考古团队利用RTK（实时动态定位）测绘、无人机拍摄与三维建模等技术手段，开展精细化勘探与发掘。为了还原历史细节，考古团队注重多学科合作，开展了植物遗存、土壤微形态、陶器原料岩相及稀土元素、夯土工程量化等检测分析。
除秦汉时期的核心遗存外，考古队员还在琅琊台遗址发现了多处早期遗存，为探索其历史内涵提供了重要线索。
“琅琊台遗址是秦汉王朝国家统一意志、海疆治理方略和开拓进取精神的物质载体，从一个侧面实证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宏大进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白云翔评价。
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非琅琊台故事的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下一步，我们将协助地方文物部门做好考古成果的阐释与活化利用，配合遗址保护规划编制，积极推进保护展示设施落地。”吕凯透露，届时游客可走进遗址现场，直观领略秦代建筑的恢宏风采与古人的匠心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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