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指出要加强文化遗产领域科技创新。10月26日，在北京联合大学主办的数智赋能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指出，数智赋能是大势所趋，但也要警惕“技术炫技”，坚守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表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具有深厚底蕴，本身为数智化提供了广阔空间。面对这样丰厚的遗产，需要用技术完成一次关键的“翻译”，从让观众“看到”到让观众“看懂”。王巍说，学术语言是严谨的，而公众感知是感性的、生活化的。数智技术的中介作用，就是把学术研究的成果，翻译成可触摸、可互动的体验，让观众理解古人的智慧。
“十四五”期间，全国博物馆数量由5788家增长到了7188家，累计接待观众超过62亿人次，举办展览22.4万个，开展教育活动225.1万场次，参观博物馆已经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智赋能还带来了新的变化。当AI能够根据观众的年龄、语言、知识背景生成不同的叙事入口时，它实际上在降低人与文化遗产建立关系的门槛。一个孩子和一位历史学教授面对同一个遗址、同一件文物，感受可能不同，但都应该有所触动。“技术的温度，恰恰体现在这种个性化意义的供给上。”王巍说。
但王巍也特别提醒，要避免用技术生成看似合理却缺乏实证的“伪细节”，故事讲得再生动，前提也应该是真实。“技术负责打开可能性，学者负责守住真实性，公众负责赋予时代性，三者缺一不可。”王巍强调，要警惕“技术炫技”，数智赋能并非只是把遗址和文物变成游戏场景。一旦技术叙事替代了历史叙事，一旦虚拟的“好看”压倒了真实的“准确”，就是在制造一种精致的文化误读。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党安荣在数字孪生与城乡规划领域深耕多年。他表示，做数字化首先要从需求出发，从保护传承角度来看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匹配需求，再探索多种技术方法的集成运用。技术应用的最终目的是赋能，用技术帮助挖掘遗产价值，对遗产状态进行诊断，以及更好地进行遗产内容和价值的传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看到，目前技术赋能多用在文化遗产的展示端，对文化遗产内容和价值的挖掘深度还不够。一般情况下，考古人员做前期工作，技术公司负责数字化。徐怡涛从自身经验出发给出建议，学术研究团队和技术团队不能各自为战，大家必须协同工作。这种模式可能会导致数字化过程多费一些时间，多花一些成本，但专业洞察才能增加技术赋能遗产的深度。“比如遗址的虚拟复原，必须以扎实的研究为基础，追求历史真实感，才能服务于学术研究与公众教育。”徐怡涛提醒。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院长张中华坦言，自己以前的工作就是“挖呀挖呀挖”，但现在，他也能深刻感到技术已经深入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张中华总结，在数智赋能文化遗产的路上，还有多重难题待解：数据大多分散在各个考古文博机构手中，缺乏顺畅共享机制；既懂考古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还比较稀缺；技术和文化遗产融合的深度尚显不足，AI等技术尚未真正融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核心流程。
张中华在会上分享道，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正在全力建设“中华文明科技考古资源标准库”，解决当前科技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数据存在的“小规模、分散化、非标准化”问题，为人工智能在考古领域的深度应用提供高质量数据基础。
当天，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宣告成立，横向打通人文、理工、管理、法学四大学科门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科技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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