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陈汝健
11月2日，恰逢《法治宣传教育法》实施一周年，“涉外法治宣传中的区域国别法研究——课题、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举行。
来自高校、法院、涉外实务一线的与会者，把讨论聚焦在三个追问上：中国法如何被世界准确读懂？跨境数据、算法推荐等新兴法律问题如何求解？懂法律、懂国别、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从哪里来？这三问指向同一命题——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怎样的法治支撑。
一个术语里的硬功夫
“适度法典化”，译出这个词远远不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学院副教授莫菲以生态环境法典为例：还要讲清“适度”体现在哪里——整合了什么、保留了什么、为何留出制度空间。“阐释中国特色概念，要做分层说明，外国读者才能理解。”莫菲说。
莫菲给出对外阐释的三个要素：目标、对象、受众。“受众的知识，既是沟通的资源，也是需要辨认的预设。”她说。用对方熟悉的术语解释中国制度，确实门槛低了，但误读也可能随之而来。
翻译的分量远超字面。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李长栓说，法律翻译要过语言、知识、技能三关，“要批判地看待原文，用一手材料论证翻译，做到内心确信”。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李红海则指向根子：翻译英文法律文件，基础是文化，“不理解普通法，就不可能做好翻译”。
一线痛点更具体。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奥运村人民法庭副庭长毛文蝶介绍，该法庭每年涉外民商事案件六七百件。“我审理的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说。审理中主要存在外文书证翻译质量参差、小语种复合译员不足等笔译和口译问题，直接关系诉讼权利保障。
一方屏幕上的新考题
迈过语言这道门槛，新的考题已摆上桌面。
与会学者把镜头对准跨国社交平台：同一套产品、同一个算法推荐机制，进入不同国家，就落进不同的法律结构、监管传统乃至文化语境。谁有管辖权？数据如何跨境？同一条内容在不同法域可能得到相反评价，推荐算法正成为新的监管对象。
“数据是平台的底线、红线和生命线，也是软黄金。”与会学者认为，难点不是平台不知道保护个人信息，而是各国要求并不兼容：有的强调多重授权，有的要求数据本地化存储。
与会学者给出的解法是建立分级分类的治理能力，把全球一致性与本地合法性同时纳入治理体系。内容治理也不等于删帖，规则、执行、申诉、解释缺一不可。
规则的迭代速度，还在倒逼研究范式之变。北京外国语大学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陈韫春算过一笔账：过去摸清一国法律体系，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规则比对与风险研判；如今依托大模型、多语种法律对齐等技术，法条、判例、监管文件可以快速归集，认知盲区显著缩小，“国别法治研究正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支撑、可复核的智能研判”。
一代人才中的大格局
考题再多，最终要靠人接住。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院教授王志华介绍，该校2003年成立俄罗斯法研究中心，主要法典已全部译成中文，研究覆盖各领域。“每年招收俄罗斯法方向硕士研究生2人、俄语本科4人、俄语法律翻译3人。”王志华说。
陈韫春进一步判断，AI时代的人才标准正在重写：能力结构上，单一法学功底撑不起岗位需求，数字素养成为标配；培养目标上，从知识型转向实战型；教学模式上，智能工具与真实跨境场景融入全过程。他也提醒：“人工智能只是放大器，不是替代者。”工具代替不了法律人的价值判断。
“区域国别法更多是一个实践问题。”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院长丁相顺总结道，中国走出去、外国走进来都会遇到它。小语种方向用量少、成本高，“只有有基本盘，才能强调小语种”；坐拥106个语种积淀的北外，路径是把英语功底、小语种专长与法律训练叠加起来。
丁相顺打了个比方：数据库是高速公路，AI是汽车和飞机，“只懂法律不行，还得会驾驶，驾驶技术还得好”。
研讨会散场，追问未散。从《法治宣传教育法》实施一周年的节点回望，把一个术语译准，把一类规则研究透，把一代人才育出来，区域国别法研究正在为高水平开放夯实地基。当更多懂法律、懂国别、懂技术的年轻人走向涉外法治一线，中国法治与世界规则的对话，将更有底气，也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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