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陈瑜
“CTD，来了！”在“雪龙”号舯甲板上，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水生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西·松普洛伊，已经能用中文和队友打招呼。
西·松普洛伊主攻环境DNA研究。海洋生物会不断脱落细胞、黏液与排泄物，这些物质携带生物自身的DNA散布于海水之中，便是环境DNA。
相较于捕捞、现场观测这类获取生物实体的直接证据，环境DNA属于间接证据。由于海水处于持续流动状态，即便检测到对应生物的DNA痕迹，也无法判定该海域一定存在该物种。但当拖网等传统采样手段难以获取样本时，环境DNA能够发挥重要的参考作用。
西·松普洛伊坦言，泰国地处热带，距离极地遥远，既没有自主建造的极地破冰船，也没有本国的南北极科考站，加之科研经费有限，仅凭本国力量很难开展极地科学研究。
北极是全球变暖的“放大器”，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关键的指示作用。“大量研究已经证实，极地的变化和我们息息相关。”西·松普洛伊举例说，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泰国珊瑚礁、海草床生态退化，景观价值下降，直接冲击当地旅游业。“倘若全球变暖持续加剧，不仅泰国海洋旅游产业会遭受重创，民众日常消费的海鲜等物资价格也将随之上涨。”
西·松普洛伊表示，自己的研究无法直接遏制全球变暖，但可以搭建起一份珍贵的生物信息知识库，为其他相关科学研究提供支撑。
在他看来，对于泰国科研人员而言，参与极地科学研究，离不开国际合作的桥梁。
近年来，中泰两国在海洋与极地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双方共建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诗琳通公主南极联合实验室，依托联合航次、合作科研、人才能力建设等多元模式，成功实施了多个海洋领域旗舰合作项目，促成多名泰国科学家搭乘中国科考船奔赴南北极，极大拓展了泰国科研人员对极地生态系统与跨学科科学研究的认知视野。
西·松普洛伊期待，未来中泰能够持续深化合作，拓展更多研究方向。比如，泰国是无冰国家，中泰在极地海冰研究领域的合作仍有较大拓展空间。
“我们希望通过科研工作提升公众的气候保护意识，助力减缓全球变暖带来的负面影响。”西·松普洛伊说道。
香港中文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系博士生、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佩纳莱斯·帕特里克·詹姆斯·弗朗西斯科来自菲律宾，主要开展北冰洋碳-氮耦合动力学研究。
“菲律宾常年饱受台风侵袭，气候灾害带来的负担已经难以承受。”佩纳莱斯·帕特里克·詹姆斯·弗朗西斯科认为，当下的形势早已不能简单称作“全球气候变化”，而是一场全球性气候危机，唯有世界各国携手协作，才有可能破解困局。
北极海冰减退是近50年来地球系统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是反映全球气候变化的“指示器”。
此次考察中，“雪龙2”号上的中方考察队员与2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俄籍队员联合开展北冰洋走航海冰观测，这是中俄首次在海冰观测领域开展现场观测合作，观测数据可以与卫星遥感观测形成有效互补。双方在合作过程中有效交流观测经验，也为后续深入开展国际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考察期间，我国还与德国联合开展北冰洋鱼类科学研究；“雪龙2”号护送法国“塔拉极地站”科考平台开启其首次越冬漂流考察任务，并同步开展联合冰站科考作业。
考察队副领队、首席科学家何剑锋介绍，自1999年我国开展首次北极科学考察，国际合作始终是重要组成部分。2021年，我国牵头发起并实施北冰洋洋中脊国际联合考察计划，通过多航次连续综合调查，研究取得了重大科学理论突破。2022年，在该计划基础上，我国联合美、俄、挪、加、德等国科研机构共同发起“多圈层动力过程及其环境响应的北极深部观测（ADOMIC）”国际科学计划，对北冰洋多圈层物质能量交换开展综合研究，成为联合国首个关于北极的“海洋十年”项目。
“北冰洋中央公海区域面积达280万平方公里，想要完整认识它的演化规律，单凭任何一个国家的力量都远远不够。大力推进国际合作，推动数据共享，尤其是历史观测数据、长期序列观测数据的互通共用，对于科学解析北冰洋变化规律至关重要。”何剑锋表示，我国已有比较强大的极地科考硬件支撑能力，有条件牵头开展更多国际联合科研项目，“2032年将迎来第五次国际极地年，我们相信届时北冰洋考察领域将涌现更多中国主导的国际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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