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洪燕 龚 晶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我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3.32%，但杨柳飞絮、悬铃木果毛及柏科花粉等植源性污染问题同步凸显。这些生物污染物不仅诱发呼吸道疾病、增加事故风险，更对精密仪器制造、城市空气质量提升等构成威胁。例如，北京杨柳飞絮期从4月上旬持续至5月下旬，平均1年产生2000吨杨柳絮。近期，北京协和医院春季过敏门诊日均就诊患者超400人次，季节性健康风险与城市治理压力加大。如何统筹生态安全与城市治理需求，构建科学化、精准化的综合治理体系，成为超大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尺。
城市花粉飞絮治理难题待解
杨柳飞絮与花粉过敏的加剧，本质上是城市化进程中生态平衡被打破的缩影。杨柳雌株通过飞絮传播种子，柏树、松树依赖风完成授粉，这些本是植物的生存策略。然而，当这些植物被大规模引入城市绿化体系后，其繁衍行为便与人类活动产生冲突，气候变暖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矛盾。研究表明，全球平均气温每升高1℃，植物花粉季节平均延长20天，花粉产量增加40%。二氧化碳浓度升高不仅促进植物光合作用，还会增强花粉中过敏原蛋白的致敏性。
2015年以来，我国相继出台《关于做好杨柳飞絮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科学绿化的指导意见》等政策文件，各地通过实施药剂抑制、树种优化、监测预警等综合措施，在防治研究和治理实践中取得阶段性成效。以北京为例，其研发“抑花一号”等环保型树干注射药剂，药效延长至2年；试点可降解飞絮固定剂，降低喷水治理频率；优化飞絮预报模型，2024年高发期预报误差缩小至24小时内。这些技术创新为精细化治理积累了经验，但新技术推广应用尚不普遍，以下深层矛盾仍待破解。
一是单一速生树种占比过高。北方城市杨柳雌株占比普遍超50%，单株年飞絮量达1.5公斤；南方城市悬铃木占比近半，果毛污染期30—45天。这种单一速生树种主导的绿化模式，虽在短期内能快速形成林荫效果，但导致生物多样性下降和污染物集中暴发，部分区域飞絮浓度峰值达每立方米数千粒，远超人体耐受阈值。
二是监测预警精度不足。现有技术对飞絮暴发时间的预测误差大多超过48小时，且监测设备主要分布在城市主干道，难以准确反映社区、公园等区域的污染状况，导致基层治理常陷入“问题显现后被动应对”的困境，反复作业却效率低下。
三是治理成本居高不下。喷洒生物抑制剂单株年成本超百元，且需组织人力频繁喷洒作业，部分地区尝试通过无人机喷洒生物抑制剂治理飞絮，但因作业成本较高难以推广。物理清理设备如雾炮车、飞絮吸尘器等购置费用高昂，但作业范围仅覆盖主干道的部分区域，背街小巷治理仍依赖人工清扫。
四是跨部门协同机制不畅。林业部门掌握的树种数据库更新时间为5年左右，环保部门的空气质量监测侧重工业污染，卫健部门的过敏病例统计未与植物物候关联。这种“数据孤岛”现象导致应急响应迟缓，影响治理效果。
五是公众参与度有待提高。调查显示，部分居民通过非正规渠道获取防护知识，且误信“火烧飞絮”“盐水泼树”等不科学传言的情况时有发生。
科学构建全链条治理体系
面对城市花粉飞絮治理难题，需跳出“头痛医头”的惯性思维，以系统思维整合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从源头防控、精准监测、协同治理等维度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
一是优化树种结构。在推广雄性无絮杨柳品种时，应充分考虑其花粉致敏性。单纯将雌株替换为雄株可能导致花粉浓度显著上升。应优先选择花粉产量低或无花粉的雄性品种，或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开发完全不育的绿化树种，从源头实现致敏花粉与飞絮污染的双重控制。同时，应制定科学的树种更替计划，逐步提高乡土树种和抗逆性树种的种植比例。对于历史保护区，可采用定向修剪与局部药剂注射的方法。此外，《主要林木目录》的修订需动态化——北京2025年剔除刺柏属（包括圆柏属）植物，及时淘汰高风险品种的做法，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参考。
二是完善监测体系。在重点区域布设智能监测终端，实时采集气温、风速、植物生长状态等关键数据。建立分级预警机制，提前一周发布飞絮风险预报，为应急响应留足准备时间。定期发布分区域防护指南，提升预警信息的精准性和实用性。例如，北京推出的“花粉健康宝”微信小程序，通过物联网传感器实时上传数据，并结合气象模型实现分区域预警。未来可探索利用AI算法预测飞絮扩散路径。
三是推动技术创新。重点研发具有长效防护效果的抑制剂，降低作业频次。此外，开发适用于窄巷作业的轻型清理设备，提升背街小巷治理能力。建立技术验证和评估机制，筛选性价比高的治理方案向社区推广，避免资源浪费。
四是强化工作协同。可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和快速响应，打通林业、环保、医疗等部门的数据壁垒，建立包含树种分布、空气质量、就诊人数等信息的共享数据库。
五是加强科普引导。通过官方短视频账号、社区讲座等多种渠道，普及飞絮防护知识和科学治理方法。通过社区智能广播、电梯屏滚动播放警示案例，将科学治理知识融入城市公共服务场景。
总之，城市植源性污染治理，既是生态保护课题，也是超大城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唯有坚持科技赋能与系统治理相结合，统筹短期防控与长期规划，才能在绿色发展与宜居安全间找到平衡，为人民群众营造“有绿无扰”的城市环境，让科技成果真正惠及民生。
（作者杜洪燕、龚晶分别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数据科学与农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