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都芃
一个双人布沙发、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搬到哪儿都带着的书柜……在王淦昌小女儿王遵明家的客厅里，简单的几件家具透露出朴素的生活气息。“受父亲的影响，我们对物质条件要求都不高，已经习惯了。”王遵明说。
5月28日是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淦昌诞辰118周年。回忆起父亲的生活，王遵明说：“他把所有精力都献给了国家，献给了核科学事业。”
年幼时，由于王淦昌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王遵明对父亲的记忆很模糊。1956年，王淦昌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忙碌的工作之余，他只能通过写信的方式关心着远在国内的家人。“父亲那时候很忙，没有时间写长信，但我记得他曾从匈牙利寄回一张明信片，背面有简单几句话，关心我们的身体，叮嘱我们要珍惜时间，认真学习。”在王遵明的印象里，这是王淦昌送她们的为数不多的“外国货”。
1961年，王淦昌结束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工作，回到国内。当时国内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王遵明营养不良，身体出现浮肿。“原本以为父亲能从苏联带回些营养品、工资，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但没想到他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就回来了。”王遵明后来得知，原来父亲在回国前，将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积攒的全部工资都捐给了大使馆，希望能够为困难时期的祖国尽一份绵薄之力。
回国后，王淦昌迎来了人生重大抉择。中央希望他能够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参与核武器研究。彼时，他刚刚因在世界上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蜚声国际。但王淦昌没有丝毫犹豫，郑重许下了诺言“我愿以身许国”。此后17年，王淦昌化名王京，消失在了众人视野中。
参与核武器研究后，王淦昌离开北京，与家人聚少离多。短暂回京也多是为了汇报工作、查找资料，留给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父亲说，顾好大家才有小家。”王遵明记得，在父亲隐姓埋名的17年里，他只和家人共同出游过一次。“那是1969年10月，那天天气很好，父亲心情也特别好，他百忙中抽空带我们去了香山公园。”王遵明向记者展示起那次出游时留下的珍贵照片。照片中，60多岁的王淦昌看起来精神矍铄，意气风发。如今翻看这些照片，王遵明依然能够回忆起当时一家人少有的相聚情形。
王淦昌对物质生活没什么过高追求，“钱够用就行”是他常说的话。家里的一套老木制家具跟着他搬来搬去几十年，一直用到临终前。除公事外，王淦昌极少在外吃饭，招待客人也只在家里吃些家常菜。“父亲的生活里没有那些热热闹闹，他所有的精力都在科研上。”在王遵明看来，父亲的生活简单、单纯，甚至有些单调。
对个人生活没有要求的王淦昌对周围人却是热情慷慨。他曾将自己因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了原子能所子弟学校。1986年，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成立“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王淦昌又捐了4万元。
王淦昌爱才、惜才，对待青年人才总是想尽办法呵护、关爱。王淦昌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王乃彦曾患有眼病，王淦昌心急如焚，反复跑到医院向大夫询问情况，叮嘱大夫一定要努力医治。王淦昌的另一位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大钊此前患有肾病，需要肾移植。王淦昌同样跑遍各大医院，想尽一切办法为他医治。但当王淦昌自己生了病，学生带着礼物探望时，他却严肃地告诉学生，不要带礼物，这是浪费钱。他说：“对我最好的礼物就是你们做出科研成果。”
晚年退休后，王淦昌依然闲不下来，不遗余力推动我国核事业发展。1985年3月，中国大陆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核电站在秦山开工建设。从立项初期，王淦昌就一直关注秦山核电发展，面对要求从国外引进的呼声，他坚持“现代化是买不来的”，必须自力更生。
同时，他也一直追踪国际科技发展前沿。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等4位老科学家联名致信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863”计划就此诞生。
“原来父亲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真不容易、真不简单’，我现在理解他们当初面临多少困难了。”王遵明说，如今的科研条件已今非昔比，但她希望青年科学家仍然能够传承老一辈科学家艰苦奋斗的精神，全心投入，为国家科技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