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佳星
7月22日是世界脑健康日，应对阿尔茨海默病（AD）是守护全生命周期脑健康的关键。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AD对公众健康构成的威胁日益严峻，且每年相关支出超万亿元，成为重大公共卫生挑战。
“中国是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产生宏观经济负担绝对值最大的国家之一，2020—2050年造成经济负担预计可达数万亿美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医学技术评估研究中心陈英耀教授表示，AD患者群体处在疾病不同的阶段，越往后发展负担越重。
治疗积极性缺乏
“如果肿瘤病人有症状出现，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都会积极就医。但AD患者由于病耻感等原因进行早期筛查、诊断的积极性不足。”陈英耀表示，从个体层面看，AD的隐匿起病和长期病程导致患者错失最佳干预时机。
此外，社会普遍将记忆力减退视为“老年常态”，大部分患者在症状出现多年后才被确诊，此时已进入中度痴呆阶段，患者不仅面临认知功能进行性衰退，还可能因并发症导致住院率增加，生活质量显著下降。
陈英耀建议，卫生系统需要更好地应对老龄化，应对AD带来的不断增加的社会经济负担，采取措施让全社会更好认识疾病，树立更科学、更健康的疾病预防、诊断、治疗观念。
治疗成本被低估
“AD直接医疗费用仅占治疗总成本的一小部分，更多费用是非医疗的。”陈英耀说，AD照顾护理链条长，涵盖家庭成员长期护理、雇佣护工等大量隐性支出。
有研究显示，25.5%的家庭照料者因照护患者而影响正常工作。另一研究显示，非正式照护者费用在2050年或增至3108亿美元，为我国痴呆患者总花费的主要组成部分。到中度、重度阶段的成本分别将增加至轻度阿尔茨海默病的1.3倍和2.1倍。
陈英耀表示，国内研究大多围绕AD疾病本身进行，照护负担的研究相对缺乏。考量AD的疾病负担，应区分对患者本身、对照护者等多方的影响，需要在家庭和社会层面开展更多研究，客观测量疾病负担，为政府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提供更好证据。
尽早干预，避免负担“阶梯式上升”
“AD的治疗成本呈现‘阶梯式上升’特征。”陈英耀解释，轻度AD患者以直接医疗费用为主，如筛查、认知评估、基础用药、常规检查等。中度阶段成本增加，并发症治疗费用，抗精神病药物、住院费用大幅跃升。重度阶段的成本投入成倍增长，患者家庭子女普遍面临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考验，照护间接成本大幅增加。
可见，AD负担沉重主要由于很多患者确诊、治疗时已经进入晚期，很难从现有治疗中获益。
“当前，很多创新药品展现出积极效应，靶向阿尔茨海默病核心病理机制，实现从症状的控制到疾病修饰治疗的变迁。”陈英耀认为，创新药为疾病的早期干预提供了有效路径，能够有效减缓患者疾病进展，更好助力阿尔茨海默病防控措施的开展。
“所以在早期干预的黄金窗口期，通过药品和技术手段的助力做好早期治疗，不仅有利于患者健康，还会大幅降低宏观经济负担。”陈英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