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马爱平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拓展无人机、物联网、机器人等应用场景，加快农业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创新。
“当前农业并不缺乏技术进步，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对‘创新’的衡量标准正在发生转移——从是否‘先进’，转向是否‘能落地、可持续、可复制’，并最终转化为农户稳定、可计算的经营收益。”近日，科迪华农业科技大中华区总裁郑子勤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郑子勤指出，如今农业面临的已不再是单一技术环节的问题，而是贯穿作物整个生长周期的系统性挑战。病虫草害、防灾减灾、投入节奏、用工与成本管理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判断失误，都可能被放大为整季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中，单一产品的边际价值持续下降。
这也推动农业服务从“事后解决问题”，转向更早介入种植决策本身。“服务的核心，不再只是提供某一项产品，而是围绕作物关键生长阶段，协助农户判断风险、配置资源、平衡投入与回报，提高整体生产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郑子勤表示。
这种变化并非个别企业的选择，而是农业加速走向专业化的结果。近年来，农业科技领域不断出现业务拆分与重新聚焦的动作，本质上是减少横向分散，围绕更清晰的作物、技术和服务边界，提升专业深度。
“在中国市场，这一趋势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是全球植保需求最为多元、应用场景最为复杂的市场之一，在病虫草害类型、气候条件以及种植模式等方面均呈现出高度差异性。随着极端天气频发和种植风险上升，农户对解决方案的系统性和可靠性要求持续提高。”郑子勤表示，多项研究显示，未来几年中国植保市场的增长速度将快于全球平均水平，尤其是在生物制剂等新技术领域。
如果说“参与决策”是方向，那么“从哪里率先落地”，则决定了这种转型能否形成可复制、可扩展的路径。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拓展农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完善公平分享产业发展收益机制，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随着土地流转加速和经营规模扩大，大农场与新型经营主体正快速崛起。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近400万个家庭农场、超过200万家农民合作社以及110多万个经营性社会化服务主体，它们正在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之间的有序衔接。这类主体通常更主动采用新技术，更重视风险控制和投入产出比，也更有意愿通过系统化管理来提升经营稳定性。它们不仅是新模式最早落地的承载者，也承担着示范和带动周边农户的重要角色。
“一个较为典型的案例来自马铃薯产业。”郑子勤介绍道，去年，在河北张家口等区域，在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下，农户菜薯平均增收约300元/亩，整体投入产出比达到8至12倍。更重要的是，去年多地叠加遭遇倒春寒、大风沙尘、干旱以及后期多雨等极端天气，在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下，部分原本打算放弃的农户重新建立了继续种植的信心。
“当技术不再只是‘被应用’，而是成为帮助农户稳定经营、抵御风险、增强信心的工具，其价值才能真正显现。”郑子勤表示，谁能让创新在田间地头经得起时间和不确定性的检验，谁才能在农业专业化不断深化的进程中，占据更稳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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