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习记者 曾敏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列为重点任务。这为高等教育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对高等教育结构优化调整与高质量发展提出了迫切需求。在此背景下，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已成为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实现内涵式发展的必然选择。早在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就提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2026年1月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特色发展。
分类改革为何被提升至如此重要位置？如何推动分类改革从理论走向实践？带着这些问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从“分层”向“分类”转变
“过去几十年，我国高等教育走的是‘分层发展’的路子。从重点大学到一般本科，从博士点数量到学科评估等级，高校被有意无意地分成了三六九等。”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中表示，在这种逻辑下，几乎所有学校都想往“研究型”这个塔尖挤，似乎只有戴上“研究型”的帽子，才能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社会声望。其结果便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朝着同一个目标狂奔，最终造就了“千校一面”的局面。
但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和教育的需求是多元的。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张端鸿表示：“分层发展解决的是‘高峰不足’的问题，而分类发展应对的是‘结构失衡’的挑战。”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早已不是单一维度——既需要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也需要能把技术转化为产品的工程师，还需要支撑现代产业的高技能人才。
卢晓中进一步指出，这种多元化需求正是分类改革的深层动因。“过去大学在象牙塔里，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大。但进入知识经济尤其是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日益走向社会的中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科技创新的依赖越来越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就是科技创新，而大学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认为，科技创新的链条很长，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再到产业落地，每个环节都需要不同类型的高校来支撑。
更重要的是，分类改革也关乎个体的成长。卢晓中说：“有些人适合做科学家，有些人适合做工程师，有些人则适合做技能型人才。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它能让每个人的禀赋和潜力发挥到极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分类归根结底是为了每一名学生的成长。
改革路上面临“三道坎”
方向明确后，落地仍非易事。从理论设计到实践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分类体系，仍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
首先是政策本身需要进一步细化。“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的划分看似清晰，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多高校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卢晓中说。
张端鸿建议，应在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三种主要类型之下，进一步细分亚类。比如应用型高校，可以按产业指向分为先进制造类、数字技术类等，也可以按空间功能分为区域支撑型、行业基地型等，还可以按学科结构分为工程技术主导型、医卫健康主导型等。“只有这样，每一所高校才能在分类体系中找到清晰的坐标，而不是被简单装进一个大筐里。”张端鸿说。
资源配置的逻辑是改革的关键。如果评价体系强调分类，但资源仍然按照传统层级逻辑配置，分类就容易流于形式。“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资源分配与学位点设置等因素深度绑定。”张端鸿指出，在这种机制下，高校自然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取更多学位点上，而不是在既有定位上深耕特色。
张端鸿认为，资源配置需要逐步从“层级导向”转向“功能导向”。他举例说，研究型大学承担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任务，需要较高的科研投入；应用型高校致力于技术转化，需要稳定的产业合作平台和实践教学条件；技能型院校侧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需要先进实训设备和企业深度参与的育人机制。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有不同的经费支持结构，而不是都挤在同一条跑道上争资源。
教师队伍的转型，则是改革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应用型高校需要既懂理论又能实践的‘双师型’教师。但现实是，教师一方面要服务产业、加强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又必须投入大量精力满足学术评价要求，结果往往两头承压。”张端鸿建议，高校内部应建立“多轨发展路径”，为不同类型的教师设置不同的职业发展通道。不同类型的教师在评价指标和晋升标准上应有所区别，但在职业尊重和待遇保障上保持基本平衡。
用好分类评价指挥棒
分类发展，必须有分类评价相配套。如果评价还是“一把尺子量所有学校”，分类改革最终只会流于形式。
张端鸿用三个词概括不同类型高校的核心评价逻辑：“研究型高校重点看‘原创’，即能不能做出原始创新；应用型高校重点看‘转化’，即能不能把技术变成现实生产力；技能型高校重点看‘胜任’，即能不能培养出真正适应岗位需求的人才。”在他看来，指标不需要太复杂，关键是抓住本质。例如，研究型高校不能只看发了多少论文，更要看培养了什么人；应用型高校则要看成果是否真正落地、解决了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卢晓中认为，衡量应用型高校的办学成效，关键要看其能否把应用理念转化为实际成果。“比如在产教融合方面，学校能否把教学、科研和技术服务嵌入企业与行业的发展中；在区域贡献度方面，学校是否在地方产业升级、公共服务改善中发挥实际作用。这些指标远比论文数量更重要。”卢晓中说。
张端鸿指出，许多家庭仍把孩子上研究型大学视为唯一出路，这种传统观念使应用型高校难以获得与其功能相匹配的社会认可。卢晓中观察到，如今，许多技能型高校的招生分数线和毕业生就业质量正在逐步提高。当技能型高校培养的学生能在产业中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能得到体面的收入和发展空间，社会认可度自然会慢慢提升。
地方高校是分类发展的主战场。目前，地方高校在全国普通高校中占比超过95%，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张端鸿认为，地方政府和高校应形成一种相互支撑的治理结构。他建议，地方政府可承担“平台搭建者”的角色，一方面通过分析本地区的优势产业和公共服务需求，引导高校在相关领域形成稳定的人才培养能力；另一方面，在专业设置、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地方高校更大的自主权。
高校分类改革，正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从“单一赛道”向“多元赛道”转变。在卢晓中看来，只有当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高校都能找准自身定位、各展所长，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真正形成多元、开放、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变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优化高等教育结构，更在于让每一所高校都能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这不仅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需要，也是每一名学生、每一个家庭对教育的美好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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