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记者 张盖伦
一粒粒糖丸，是许许多多儿童记忆深处的味道。
这些糖丸，终结了中国脊髓灰质炎的流行，驱散了无数人的痛苦。
它们由病毒学家、“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顾方舟牵头研制。这位“糖丸爷爷”用40余年，造出一艘庇佑孩童的方舟。
在顾方舟生命的最后时光，他留下遗言：一生做一事，值得，值得。
6月16日是顾方舟100周年诞辰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重温“糖丸爷爷”的故事，铭记他为亿万儿童筑起的健康方舟。
走公共卫生之路
1926年6月16日，顾方舟出生在上海。他4岁那年，父亲因感染黑热病去世，此后母亲独自抚养4个孩子，默默承受生活的重压。
那些年，她不分昼夜地工作，累到虚脱。一次，母亲伸出手，抚摸着顾方舟的头，叮嘱道：“儿子，你要好好读书，要争气，长大了，你要当医生。”
1944年，顾方舟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在求学过程中，满目疮痍的中国让他内心震动：战火频仍，瘟疫肆虐，百姓对公共卫生的概念相当陌生。
在导师的影响下，顾方舟没有遵从母亲的意愿成为医生，而是选了另一条路。
“医生多好，有病就需要找医生，但我没有选择当医生。我选择走公共卫生的道路。传染病是由细菌、病毒这些微生物引起的。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是从事公共卫生工作，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顾方舟说。
1950年大学毕业后，顾方舟被分配至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公共卫生防疫研究。之后，他被派去苏联留学，1955年学成归国工作。
只选减毒活疫苗
上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在国内蔓延，它也被称为“小儿麻痹症”。此病患者主要是7岁以下的儿童。
该病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很快席卷了上海、南宁等地。七八月，酷暑时节，本是孩子们在院子里嬉笑玩闹的时候，可放眼望去，整个南宁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大人不敢让孩子出门。
让顾方舟与防治脊髓灰质炎结缘的，是他留学时认识的一位苏联专家。
顾方舟回国工作后，这位苏联专家受邀来我国教病毒学，专家指名让顾方舟帮忙。之后，顾方舟被借调过去协助研究脊髓灰质炎。
对付脊髓灰质炎，必须以预防为主。当时，美国和欧洲的科研人员都在想办法研究疫苗。
1959年，顾方舟再次被派去苏联，了解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相关情况。
在顾方舟出国考察期间，一场关于两种脊髓灰质炎疫苗路线的争论在学术会议上展开。
这两种疫苗，一种是美国研制的灭活病毒疫苗，另一种是美苏联合研制的减毒活病毒疫苗。
灭活病毒疫苗更加安全，但是价格昂贵，且需多次注射，生产和免疫程序复杂。减毒活病毒疫苗价格便宜，口服方便，但安全性有争议。
顾方舟反复研究这两种疫苗，综合效果、成本、安全性等多种因素，最终做出判断，向有关部门建言——我国只能选择减毒活疫苗。在人口众多、经济基础差、防疫力量薄弱的中国，若推行注射灭活疫苗，国家要付出太大的成本。
最终，有关部门慎重研究决定，采取活疫苗路线。这项措施对于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具有决定性意义。
那一年，顾方舟才30岁出头，却写下这样的建言，负起巨大的责任。科学探索的路上充满风险，但风险总得有人承担。
拿亲生儿子试药
考察结束后，顾方舟从苏联带回了活疫苗种子，将其用于试生产。第一批试生产量大约500万份。
试生产结束后，疫苗要经过各项检定，以确保其彻底灭活。检定结束后，疫苗需经过三期临床试验。
要验证疫苗的安全性，必须在儿童身上做试验。
谁来试？1960年，顾方舟的大儿子小东还不到一岁，正好符合条件。
顾方舟决定拿自己的孩子试药。他的几位同事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参与了试药。
这一过程，并没有后来一些文章里写得那么悲情。顾方舟回忆起来，倒也轻描淡写。“其实也没什么，因为我们搞这一行，我心里有数。”他说，“而且，我想，我自己孩子不吃，让别人吃，这不大仗义。”
第一期临床试验进行了几个月，参与试验的孩子们都没事。试验顺利通过。
直到很多年以后，顾方舟的儿子才知道自己曾试服疫苗。他没有怪父亲，反而觉得能为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制出一份力，非常自豪。
紧接着是二期、三期临床试验。三期临床试验在北京等11个城市开展，几百万孩子参与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疫苗效果显著，而且安全。
不过，中国的孩子不止数百万。那时，一年就有一千余万新生儿，再加上7岁以下的孩子，疫苗的需求量以亿计。在那个年代，安全生产如此多的疫苗，是个大难题。
这个任务，依然落到了年轻的顾方舟肩上。
为了迅速大批量生产疫苗，顾方舟带领团队，不远千里奔赴云南昆明西郊，在一个名为“花红洞”的地方，建起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将其作为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基地。
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需要猴肾细胞，昆明这个地方正好猴子多。
当时，“花红洞”一片荒芜。在这种条件下，要建几万平方米的实验室、宿舍、动物房，并非易事。不过，既然已经下定决心，就必须建起来。
当时，顾方舟做好了扎根昆明的准备。他不仅自己过去，几年后还将母亲、爱人连同孩子都接到了“花红洞”。
用土法推广疫苗
疫苗生产出来了，该怎么使用？
顾方舟提出，脊髓灰质炎疫苗的使用策略是，在短期内使目标人群的口服率达到95%。
最初，液体减毒活疫苗在使用前需要稀释，而且必须低温保存和运输，大规模推广很不方便。
得知国外有活疫苗糖丸后，顾方舟立即建议研制固体糖丸。他们和工厂一道，解决了冷加工工艺以及检测方法等技术难题，成功制出了糖丸疫苗。
不过，计划免疫的复杂程度远超想象。“说起来容易，让孩子吃糖丸，实际上很难。”顾方舟坦言。城里的孩子好办，乡下怎么办？不组织队伍挨家挨户送，很难完成任务。
而且，活疫苗怕热。那时百姓生活水平有限，冰箱是稀罕物，村里根本没有冷藏条件。
他们想了一个土办法，用卖冰棍的广口暖瓶保温，一家一家送糖丸。然而，乡村山路崎岖难行，基层防疫人员有时要跋山涉水。有的基层防疫人员在送疫苗的途中摔落山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顾方舟说，消灭脊髓灰质炎，不光有疫苗的功劳，还有基层防疫人员的努力。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我国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显著下降。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0.046。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髓灰质炎状态。作为代表，已满头白发的顾方舟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顾方舟总说，他这一生，不过就做了一件事。
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因病在北京逝世。同年，他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顾方舟的女儿顾晓曼说，父亲去世后，她才真正开始了解父亲。
父亲在世时，顾晓曼只知道他很忙，但并不清楚他究竟做了什么。在家中，父母很少提及那段研究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艰难岁月，更不怎么谈及自己在消灭脊髓灰质炎上的贡献。
现在，针对脊髓灰质炎，国内常规免疫规划已替换为灭活疫苗和二价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的组合方案。
糖丸剂型还在，只不过比顾方舟那个时代的糖丸更安全。
《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作者范瑞婷感叹，如果没有那代人的奋斗，脊髓灰质炎怎会这么快成为历史？“我们每个人都受惠于他，不该不知道他曾付出了什么。”范瑞婷说。
“糖丸爷爷”的方舟从未停下，它将永远航行在国人的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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